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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作者:佚名

圣明君主依靠法度而不依靠智谋,依靠政策而不依靠议论,依靠公而不依靠私,依靠大道而不依靠小事,结果是自身安闲而天下太平。失国之君就不是如此,弃法度而依靠智谋,所以百姓也就丢开生产而追逐虚名;弃政策而依靠议论,所以百姓也就丢开实际而好说空话;弃公而依靠私,所以百姓也就背离法度而胡作妄为;弃大道而依靠小事,所以君主劳烦忙乱,人民迷惑不清,而国家不得安定。圣明的君主就不是这样,只掌握国家的主要原则,而过着安闲快乐的生活,跑马打猎,鸣钟击鼓,吹竿奏瑟,宫中的娱乐没有什么拘束。他不思不虑,不忧不谋,利其身体,适其形躯,保养其寿命,垂衣拱手安坐而天下太平。所以,君主能够运用这个原则的,就不操心,不劳神,不费力,而土地自然开辟了,仓廪自然充实了,积蓄自然丰富了,兵力自然强大了,群臣没有诈伪的,百官没有奸邪的,有特殊技艺的人也都不敢用浮夸的语言、粗莽的行为来夸大个人,欺骗君主了。
 
  从前尧治理天下,人民象是粘土在模具里一样,任凭陶工去随意制作;又象金属在炼炉里一样,任凭冶工去随意铸造。那人民真是招之就来,推之即去,使役他们就能够完成任务,禁戒他们就能够及时制止。尧的治理方法,不过是善于明确地发布该怎么办和不要怎么办的法令罢了。黄帝的治理天下,人民不用招引就来,不用推动就去,不用役使就能够自成其事,不用禁戒就能够自行停止。黄帝的治理方法,那就是定了法就不改变,让人民习惯于依法行事。
 
  所谓仁义礼乐,都是从法里产生的。这法是先圣用来统一人民行动的。《周书》上说:“国法废弛不统一,国君不祥;人民不守法,不祥;国家擅改已立的法度来管理人民,不祥;大臣们不用礼节和法制来教育百姓,不祥;大小百官管理国事的人脱离法度办事,不祥。”所以说:法是不可不永远坚持的,它是存亡治乱的根源,是圣明君主用来作为天下最高标准的。无论君主或群臣、上层或下层、贵者或贱者,都必须一律遵守,所以叫“法”。
 
  古时的法治,社会上没有私自请托保举的人,没有那种多识、博学和善辩的人,没有特异的服饰,没有奇怪的行动,所有的人都被包括到法的范围里为君主服务。所以圣明君主必须永远坚持的有两条:一是明确宣布法度而坚定地执行它,二是禁止人民行私而管束役使他们。这两条是君主应当永远坚持的。法,是君主用来统一人民行动使用属下的;私,是属下用来侵犯法度扰乱君主的。所以,圣明君主立下法度而坚定地执行着它,这样,那么所谓能干的人、懂法的人、多识博学的人们,就不可能扰乱法度了;人多势强、富贵而有私勇的人们,就不可能侵犯法度了;君主的亲信、近臣、亲属和宠爱的人们,就不可能违背法度了;珍奇宝物就不可能惑乱君主执法之心了;对任何事物的处理,不在法度之中,也都不可能行得通了。所以,法是天下的最高准则,是圣明君主的法宝。
 
  现在天下的情况就不是如此,本来有良好的法度却不能坚持。因此,所谓能干的、懂法律的和多识博学的人们,能够运用他们的智谋来扰乱法度,迷惑君主;人多势强、富贵而有私勇的人们,能够运用他们的威势来破坏法度,侵害君主;邻国诸侯能够运用他们的权力来废置太子,任用辅相;国内大臣能够运用他们的行私来拉拢百姓,并克扣公财豢养私党。象这样的情况,要求法度通行,国家太平,那是不可能的。
 
  圣明君主就不是这样,不允许国家卿相克扣公财豢养私党,不允许群臣任用自己亲呢的人为官,君主自身也明确宣布制度而坚定地执行它。这样,群臣协力同心,围绕着君主来为他服务;百姓也团结和睦,听令守法,做他们应作的事情。所以说,有创制法度的,有执行法度的,有遵照法度行事的。创制法度的是君主,执行法度的是大臣官吏,遵照法度行事的是人民。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这就叫作大治。
 
  所以,君主有三种不同的做法:喜爱某人却不进行私赏,厌恶某人却不进行私罚,确立仪法制度,以法断事的,是上等的君主。喜爱某人就进行私赏,厌恶某人就进行私罚,既不听大臣忠言,又脱离左右属下,专凭个人之心断事的,是中等的君主。大臣喜爱某人,就替他进行私赏;大臣憎恶某人,就替他进行私罚;违背公法,丧失正心,一味听大臣摆布的,是危产的君主。所以作君主的,不可注重私爱于人,也不可注重私恶于人。注重私爱,叫作错用恩德,注重私恶,叫作错用刑威。刑威和恩德都用错,君主就危险了。
 
  因此,英明君主所要掌握的有六项:使人活,使人死,使人富,使人贫,使人贵,使人贱,这六种权柄,是君主所要掌握住的。君主所要占据的也有四方面:一是文治,二是武事,三是刑威,四是施德。这四个领域,是君主所要占据住的。把自己掌握的权力交给别人,叫作“失权”,把自己占据的领域交给别人,叫作“失位”。处在失权失位的状态,还希望法令能够推行,是办不到的。法度不公平,政令不完备,也是导致“失权”、“失位”的原因。所以,有时歪曲法度,有时毁弃政令的事情,从来是圣明君主自己禁止自己去做的。因此,贵臣不能威胁他,富人不能贿赂他,贱者本能讨好他,近臣不能亲呢他,美色不能迷惑他。执法之心坚定而不动摇,乖异邪僻的人就自然恐惧,乖异邪僻的人们都有了改变,法令一颁布下去,民众就跟着行动了。所以,圣明君主设立制度仪法,象天地那样的坚定,象列星那样的稳固,象日月那样的光明,象四时运行那样的准确,这样,那么法令一出人民就会听从。失国之君就不是这样,法度立下以后又废除了,命令发出以后又收回了,歪曲公法而使之迁就私意,毁坏政令而使之残缺不全。于是权贵就能威胁他了,富人就能贿赂他了,贱者就能讨好他了,近臣就能亲呢他了,美色也就能迷惑他了。这五方面,君主不能自己禁止自己,那么群臣百姓就人人怀着私意来讨好君主。他们讨好达到了目的,君主的权力就天天受到侵害;他们讨好达不到目的,就天天产生着怨恨。天天被侵害,又产生着怨恨,这就是失国之君所走的道路。
 
  凡是身为君主而不能运用自己的法度,也不能适应自己的意愿,只是看着贵臣的颜色,离开法度而听从贵臣摆布,这就叫作贵臣能够威胁他。富人用金珠宝玉事奉君主而提出要求,君主就背离法度而听从这些要求,这就叫作富人能够贿赂他。贱者作出一副驯顺屈服、卑敬、可怜的样子哀告了君主,君主就背离法度听从了他们的哀告,这就叫作贱者能够讨好他。近臣利用他和君主亲密的关系恳求于君主,君主就背离法度听从了他们的恳求,这就叫作近臣能够亲呢他。美人用花言巧语和诣媚之态请托于君主,君主就背离法度听从了她的请托,这就叫作美色能够迷惑他。
 
  治世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不分亲疏、远近、贵贱和美丑,一切都用法度来判断。他定罪杀人,人不怨恨;按功行赏,人也不必感激。全凭法制办事,好象天地对万物那样没有私心。所以官吏没有私人的政见,士人没有私人的议论,民间没有私人的主张,大家都虚心听从君主。君主凭公正原则来考论政事,凭法制来裁断是非,所以担负治理天下的大任而不感到沉重。现在的昏君就不是如此,用私心来看事物,所以就有看不见的地方;用私心来听情况,所以就有听不见的地方;用私心来考虑问题,所以就有认识不到的地方。这私心正是遭受蒙蔽、造成失位原因。君主离开了公法而去听信私说,那么,群臣和百姓都将创立自己的一套学说和主张,在国内到处宣扬;还将勾结徒党,来建立私人势力;还将请托保举,来扰乱国家公法;还将用尽心机,来骗取君主的宠信。君主若没有法度来禁止这些现象,于是私说一天比一天增多,公法一天比一天削弱,国家的不安定,就将从此产生了。
 
  君和臣好比天和地的位置,老百姓好比万物并列的样子,各自按其职务听候君主的命令,群臣百姓怎么可以各自用心谋取私利呢?所以,遵从君主的命令去办事,虽遭到挫折失败,也不应处罚;不遵从君主的命令办事,虽然取得功利,也要处死罪。这样,那么下对上,就象回响反应声音一样;臣事君,就象影子跟着形体一样。所以上面发令,下面就贯彻;君主行事,臣民就遵从,这是天下太平的道路。如果不按君主命令行事,取得了功利便进行赏赐,这等于教导人妄自行事;按照君主命令行事,遭到了挫折失败,就加以处罚,这等于使人们考虑利害背离法度。群臣百姓若是人人都考虑利害而按其私意行事,法制也就归于毁灭,命令也就不能推行了。

参考资料:

1、 根龙子.道客巴巴.http://www.doc88.com/p-806989272232.html
    

《管子》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博大,大约成书于战国(前475~前221)时代至秦汉时期,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道家著作,当时有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馀10篇仅存目录。《管子》一书的思想,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