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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作者:佚名

国家有十年的粮食贮备,而人民的粮食还不够吃,人民就想用自己的技能求取君主的俸禄;国君不经营山海(盐铁)的大量收入,而人民的用度还不充足,人民就想用自己的事业换取君主的金钱。所以,国君能控制粮食,掌握货币,依靠国家的有余控制民间的不足,人民就没有不依附于君主的了。粮食,是人民生命的主宰;货币,是人民的交易手段。所以,善于治国的君主,掌握他们的流通手段来控制主宰他们生命的粮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民力了。

  人们总是相信爱己之人而死于谋求财利,这是普天下的通例。百姓又总是予之则喜,夺之则怒,这也是人之常情。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给予人民利益时,要求形式鲜明;在夺取人民利益时,则要求不露内情。这样,人民就与君主亲爱了。“租籍”,是强制进行征收的;“租税”,是经过谋划索取的。成就王霸之业的君主,避免强制征收的形式,保留他经过谋划的索取,这样,天下就乐于服从了。

  经济权益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强大无敌;分两家掌握,军事力量将削弱一半;分三家掌握,就无力出兵作战;分四家掌握,其国家一定灭亡。先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杜绝民间谋取高利,限制他们获利的途径。因此,予之、夺之决定于国君,贫之、富之也决定于国君。这样,人民就拥戴国君有如日月,亲近国君有如父母了。

  凡将治国,不懂得轻重之术,就不能组织经济之“笼”来控制民间;不能够调剂民利,就不能讲求管制经济来实现国家大治。所以,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大量流失财利的结果,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丰有歉,故粮价有贵有贱;号令有缓有急,故物价有高有低。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而且,君主经过计算度量,耕田垦地多少,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百姓口粮,也算有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是民间的交易手段。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然而仍有人用费不足,钱不够用,这又是为什么呢?钱财被积聚起来了。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用费,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而且自己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怎么能算得上国家得治呢?

  年景遇上丰收,农民粮食卖不出去,连猪狗都吃人食。年景遇上灾荒,买粮一釜要花十贯钱,而且道有饿民。这难道是因为地力不足而粮食不够吃所造成的么?这是因为往年粮价太低,猪狗都吃人食,所以下一年的民食就不足了。商品遇上落价,就按照工价的一半也卖不出去,人民生产不够本钱。商品遇上涨价,就是出十倍高价也买不到手,人民需要不得满足。这难道是由于东西本来太少,生产和贮存不够所造成的么?这是因为错过了调节人民财利的时机,财物价格就波动起来。所以善治国者总是在民间物资不足时,把库存的东西供应出去;而在民间物资有余时,把市场的商品收购起来。民间物资有余就肯于低价卖出,故君主应该以低价收购;民间物资不足就肯于高价买进,故君主应该以高价售出。用低价收购,用高价抛售,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物资财货的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后的稳定。

  轻重之术的巨大利益,就在于先用较高价格购取廉价的商品,然后再用较低价格销出这些平价的物资。各种物资的余缺随季节而有不同,注意调节则维持正常不变,失掉平衡那就价格腾贵了。人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总是用平准措施来进行掌握。使拥有万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万钟粮食和一干万贯的钱币;拥有千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干钟粮食和一百万贯的钱币。春天用来供应春耕,夏天用来供应夏锄。一切农具、种籽和粮食,都由国家供给。所以,富商大贾就无法对百姓巧取豪夺了。那么这样做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君主严肃认真地发展农业。春耕时放贷于民,用以敛收丝绸;夏锄时发放贷款、用以收购秋粮。这样、人民既不会荒废农业,国家也不会流失财利于私商了。

  粮食是万物之主。粮食价格高则万物必贱。粮价低则万物必贵。粮价与物价是互相对立的,而涨落不同。所以,君主要驾御粮价与物价的交替涨落,在其涨落变化中进行掌握,即使不向万民征税,国家财利也可以归于君主。若是征收房屋税,会造成毁坏房屋;若是征收六畜税。会限制六畜繁殖;若是征收田亩税,会破坏农耕;若是按人丁收税,会断绝人们情欲;若是按门户收税,无异优待富豪。这五者不能全面实行。所以,成王业的君主虽然每一种都曾用过,但不能同时完全采用。因此,天子应该靠运用货币来“征”得收入,诸侯应该靠买卖粮食来“征”得收入。粮食在中等年景,每卖出一石如果加价十钱,每月成年男子吃粮四石,就等于每月征收四十钱的税;成年女子吃粮三石,就等于每月征收三十钱的税;小孩吃粮二石,就等于每月征收二十钱的税。若是凶年谷贵的情况,买粮每一石加二十钱,则成年男子每月纳八十钱的税;成年女子纳六十钱的税,小孩纳四十钱的税。这样,人君并不需要下令挨户征税,只认真掌握粮食的生产和贮备,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就没有不纳税的了。一人从国家仓库买粮,比十人交人丁税还有余;十人从国家仓库买粮,比百人交人丁税还有余;百人从国家仓库买粮,就比千人交税还有剩余了。各种商品都是多则贱,寡则贵,抛售则价跌,囤积则价涨。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根据国内市场物资的余缺状况来控制国内市场的财物。粮食贱就运用所发的货币投放于粮食,布帛贱就运用所发的货币投放于布帛。再观察物价的涨落而用平准之法来控制。这样,即可以调剂物价高低,君主又能够得其好处。

  前有万乘之国,后有千乘之国,这种国家叫作“抵国”。前有千乘之国,后有万乘之国,这种国家叫作“距国”。国土见方,四面受敌,这种国家叫作“衢国”。以百乘小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其君主谓之寄食之君。干乘之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国土将被削去大半。万乘之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国土也将被削去少半。什么叫作百乘而四面受敌的寄食之君呢?以一个仅有百辆兵车的小国,处在干乘与万乘大国的威胁与包围之中。一旦大国之君不和,互相举兵相攻,必然会把这小国当作攻守的工具。即使有战果小国也不得享受。而小国的大臣战死在外,还需要分封土地酬功;将士俘获敌虏,还需要分给奖赏加禄。结果,土地全用于论功行赏,税收积蓄全用于抚恤将士的遗孤了。这样的国君仅是虚有其名,实际上没有领土。号称拥有百乘的国家力量,实无一尺的用武之地,所以叫寄食的君主。那么,大国财力空虚,小国财用耗尽,怎样才能补给呢?办法是:百乘的小国可以由国家发行法定债券,然后根据不同季节的物价涨落,运用轻重之术的调节措施加以掌握,这样百乘小国就可以得到补给了。千乘的中等国家,可以封禁自然资源的基地,这是器械和财物的来源。再根据年景的丰歉,运用轻重之术来调节官吏军队的俸禄。然后干乘之国就可以得到满足了。万乘的大国可以根据年景的丰歉,利用人民需要的缓急,正确运用号令.而掌握全国性的经济调节。然后万乘之国也就可以够用了。

  玉出产在禺氏地区,金出产在汝河汉水一带,珍珠出产在赤野,东西南北距离周都七干八百里。山水隔绝,舟车不能相通。先王因为这些东西距离遥远,得来不易,所以就借助于它们的贵重,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这三种货币,握之不能取暖,食之不能充饥,先王是运用它来控制财物,掌握民用,而治理天下的。现在君主向民间征收货币税,命令规定限十天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一。命令规定八天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二。命令规定限五天交齐,财物价格就下降一半。早晨下令限在晚上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九。先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不向百姓直接求取钱币,而是运用轻重之术的号令来征得收入。

参考资料:

1、 根龙子.道客巴巴.http://www.doc88.com/p-806989272232.html
    

《管子》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博大,大约成书于战国(前475~前221)时代至秦汉时期,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道家著作,当时有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馀10篇仅存目录。《管子》一书的思想,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