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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作者:佚名

(郑兴、范升、陈元、贾逵、张霸)

  ◆郑兴传,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少时学《公羊春秋》,晚年学《左氏传》,积累知识,深入思考,通达书中要旨,同学辈都以郑为师。

  天凤年间,率领学生从刘歆讲《左氏传》大义,刘歆赞美郑兴的才华,使郑撰写条例、章句、传诂,并校正《三统历》(夏、商、周三历,刘歆撰)。更始即位,用司直李松代理丞相,先入长安,李松用郑兴做长史,派他回去接皇帝迁都。更始的一些将领都是山东人,都劝驾留住洛阳。郑兴劝皇帝道:“陛下从荆楚起兵,权政尚未施行,一朝建立国号,而山西雄桀争着杀王莽,打开关门在郊外迎接陛下,为的是什么呢?这是天下百姓被王莽的虐政害苦了,而思念汉高祖的旧德哩。现在久不安抚百姓,臣下恐怕百姓离心,盗贼又会兴起。《春秋》上写齐桓公即位为‘齐小白入齐’,而不称齐侯,因为尚未朝庙祭祖的原故。现在议论的人想先平定赤眉而后入关,是不知根本而争其末梢,恐怕国家的守卫转移在函谷关,即使睡在洛阳,难道安于枕席吗?”更始帝说“:我向西已下决心了。”拜郑兴为谏议大夫,派他安集关西和朔方、凉州、益州,回来后拜为凉州刺史。恰逢天水有反叛的,攻杀郡守。郑兴因而免职。当时赤眉入关,东边道路不通,郑兴就向西归附隗嚣,隗嚣虚心用礼节请郑,而郑兴感到委屈,称病不起。隗嚣夸耀自己,常用周文王自比,便与诸将商议自立为王。郑兴听说就劝阻隗嚣道:“《春秋》传说:‘口里不说忠信的话叫..,耳朵不听五声之和叫聋。’近来诸将集会,莫不是不说忠信的话么,大将军听从了,莫不是缺乏详细的考察么?从前周文王继承祖宗道德的余绪,加之本人的聪明才智,三分天下有其二,尚且能服侍殷商,等到武王即位,八百诸侯不谋而会于孟津,都说‘商纣可以讨伐了’。周武王认为天命尚不可知,于是还师等待天时。

  汉高祖征伐多年,还用沛公的名义行军。现在你的令德虽然鲜明,但没有周朝那样的福泽,威略虽很振兴,但没有汉高祖的功勋,而想举办不可办的事业,将加速引祸,恐怕不可以吧!希望将军仔细考虑一下。”隗嚣终于没有称王。后来就广泛设置官吏职位,用来提高自己的威望。郑兴又阻止隗嚣道:“那些中郎将、太中大夫、使持节官都是王者的车服,不是人臣所应有的。孔子说‘:只有器(车服)和名(爵号),不可借给别人。’不可借给别人的东西,也不可向别人借来。对实际无好处,对名声有损害,不是尊重皇上的意思。”隗嚣感到为难也就停止了。等到隗嚣叫儿子隗恂入侍,将出发时,郑兴托隗恂请求回家安葬父母,隗嚣不听从而迁徙郑兴的房舍,增加其官秩与礼仪。郑兴进见隗嚣道“:从前遭逢赤眉之乱,凭将军僚旧的关系,所以冒昧请求回家明德。幸蒙天地的大恩,又得保全其性命。我听说侍亲的道理,父母活着时用礼节奉养他,父母死后用礼节安葬他,用礼节祭奠他,遵奉这些礼节,不敢半点违反。现在因为父母尚未埋葬,请求告老还乡,如果增加官秩搬迁房舍,中间又拖延不少时间,这是用父母作钓饵,太无礼了。将军怎么能这样?”隗嚣说“:我就不配挽留老朋友吗?”郑兴说:“将军占有七郡的土地,拥有羌胡的百姓,来拥戴本朝,德没有再厚的,威没有再重的。在驻地就是专命的大使,进朝延就是鼎立的大臣。我,从俗之人,不敢深处不出,通过将军求进身之阶,不担心达不到目的;委托将军求进入朝廷,不担心不亲受恩典,这就是我不违背将军的心计哩!我已替父母请求,不可这样中止,愿把妻子留下来,我独自归葬,将军又何必猜疑呢?”隗嚣说“:这太好了。”于是催他赶办行装,叫他和妻子一道向东而去。

  这是建武六年(30)的事。侍御史杜林先与郑兴同住在陇右,杜林就推荐郑兴道:“我看到河南郑兴,坚守正义,喜好诗书,知识渊博,思想坚定,有公孙侨、观射父的德行,应该留在皇上的身边,掌握国家的机密。从前张仲在周朝,辅佐周宣王,而诗人十分高兴。希望陛下留心观察,来为陛下分劳。”于是郑兴被征为太中大夫。第二年三月三十日,日食。郑兴便上疏道“:《春秋》认为天反时便成灾,地反物便成妖,人反德便是乱,乱就妖灾发生。往年以来,怪现象连续出现,料想是办事有缺陷。按《春秋》‘鲁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戍初一,有日食。’古书上说:‘日过分而未至(未及夏至),日、月、星三辰有灾,于是百官穿着素服,国君不举盛馔,避正寝过日食时,乐师奏鼓,庙祝用币于社,史官用语言自责。’现在正值孟夏,纯乾用事,阴气未发作,灾害更重。国家没有善政,天意就在日月上表现出来。变咎一来,不可不谨慎,其要害在于针对人心,选择恰当的官吏。古时尧帝知道鲧不可用而用了他,这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齐桓公不计旧仇而用管仲,晋文公回晋国而用谷阝索殳,都是不计私仇,择人处位的意思。现在公卿大夫多推举渔阳太守郭亻及可做大司空,而陛下没有及时定下来,道路上流言很多,都说‘朝廷想用功臣’,功臣用而位置错了。希望陛下上以唐虞为师,下看齐、晋的做法,来成就屈己从众的美德,促成群臣让善的功劳。

  日月交会,本应在每月初一,而近年日食,每多在三十日。先时而合,都是月亮走快了点。太阳是君王的象征而月亮是臣子的象征,君主亢急那么臣下促迫,所以走得快了。今年正月出现繁霜,自那时以来,大多寒日。这也是急咎的惩罚。老天爷对贤圣之君,等于慈父对于孝子,丁宁申戒,想让他反思政事,所以灾变出现,这是国家的福。现在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应多想柔克之政,留心《洪范》之法,广泛听取意见。”书奏上,多被采纳。帝曾经问郑兴郊祀的事,并说:“我想用谶言断定,怎么样?”郑兴答道:“臣下不懂德谶。”皇上怒道:“卿不为谶,你能说谶不对吗?”郑兴惶恐地说“:臣对于谶书没有学过,而不是认为不对哩。”皇上的意思才缓解下来。郑兴多次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和儒雅,但因为他不会用谶所以不得重用。

  九年(33),皇帝派郑兴监征南、积弩营于津乡。恰逢征南将军岑彭被刺客所杀,郑兴率领他的营部,便与大司马吴汉一道去打公孙述。公孙述死后,皇上下诏让郑兴留屯成都。不久,侍御史奏郑兴奉使私买奴婢,于是降职做莲勺令。这时正是丧乱以后,郡县残破荒芜,郑兴正想修筑城郭,修礼教来教化百姓,后来因事免职。郑兴好古学,尤其对《左氏》、周官》有研究,长于历算,从杜林、桓谭、卫宏等人,都斟酌取其旨意。世上谈《左氏》的多半以郑兴为祖。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所以有郑、贾之学的说法。郑兴离开莲勺以后,不再做官。曾经客授阌乡,三公几次请他都不肯出来,死在家中。

  ◆范升传,范升,宇辩卿,代郡人。少年时死了父亲,靠外家生活。九岁时读了《论语》、《孝经》,年长时,学习《梁丘易》、《老子》,并教授后生学习。王莽的大司空王邑提拔范升做议曹史。当时王莽连续征兵,赋税繁多,范升于是向王邑提意见道“:我听说做儿子的别人不非议其父母算作孝,做臣子的下面不非议其君上算作忠。现在众人都称朝圣,都说皇上公明。所谓明者没有看不见的东西,圣者没有听不见的东西。现在天下的事情,明明胜过日月,震震胜于雷庭,而朝廷上看不见,公也说听不见,那么老百姓怎能呼天?您以为对的而不讲,那么过失还小;明知道错了而跟着干,那么过就大了。两者对于公无可避免,天下埋怨您是应该的。朝廷把远处人民不服从为忧虑,我认为近处人民不喜悦算是重忧。现在行动与时令乖戾,事情与道理相违,好比车子在覆车的道上狂奔,在事败之后去探汤,后出更加可怪,晚发更可怕哩。现在正是岁首,而动员百姓远征,野草不能充饥,田荒无人耕种,谷价飞涨,每斛涨至数千,官吏百姓陷于水火之中,不是国家的人。这样下去,就像让胡、貊之人守关,青州、徐州的强盗就近在帷帐之内了。我有一句话,可以解除天下人倒悬之忧,免去百姓的焦虑,不可用书信传递,希望皇上引见,陈述我的想法。”王邑虽然认为范升的话有理,但始终不用它。范升称病请求退休,王邑不听,派他乘传出使上党。范升就与汉兵相会,于是留下来没回去。

  建武二年(26),光武帝征召范升到怀宫,封为议郎,升为博士。范升上疏推辞道“:臣和博士梁恭、山阳太守吕羌都学过《梁丘易》。他们二人年纪老了,对经学很有研究,而臣没有及时退休,现在与梁恭并立,深知吕羌有学问,又不能进,对二老深感惭愧,没脸面见世人。读了书不能实行,知道而不能说,不能开口以为人师,愿推掉博士让给梁恭吕羌。”皇上不同意,但从此更重视他,数次下诏引见,每有大事,常召见访问。当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想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皇上下诏让大家讨论。四年(28)正月,朝见公卿、大夫、博士在云台。皇帝说:“范博士可上前发表意见。”范升起立答道“:《左氏》不以孔子为祖,而出于左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又不是先帝所存,没有因由可立博士。”于是和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到了中午才罢。范升退朝后又奏道“:臣下听说人主不稽考古史,不能承受天命;臣子不述旧闻,不能侍奉国君。陛下同情经学有缺,劳心经艺,总想广征意见,所以异端都起来了。近来有司请设《京氏易》博士,下面执事们没有谁能有根据地纠正。《京氏易》既立了,《费氏易》又在怨望,《左氏春秋》也希望设立。《京》、《费》已立,再就是《高氏》了,《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果《左氏》、《费氏》能设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都要求设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听从了就失去正道,不听从就失去人,将恐陛下必然听得厌烦。

  孔子说‘:博学约之,弗叛矣夫。’(博学各家而简约之,可以不违背正道了)学了不约,一定会叛道。颜渊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可说是知教,颜渊可说是善学了。《老子》说:‘学道日损。’损,就是约的意思。又说:‘绝学无忧。’绝,指末学。现在《费》、《左》二学,没有本师,而多反异,先帝前世,对这便有坏疑,所以《京氏》虽立,马上又被废掉。疑道不可遵循,疑事不可实行。《诗书》的兴起,由来已经很久。孔子尚且周游列国,到了五十岁,才从卫国回到鲁国,校正《雅》、《颂》。现在陛下草创天下,纪纲尚未定立,虽设学官,没有弟子,《诗书》不讲,礼乐不修,奏立《左氏》、《费氏》,不是当务之急。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研究邪说异端,一定有害处)古书说‘:闻疑传疑,闻信传信,而尧舜之道存。’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用来表示回到根本,也表明不专己。天下之事不同的原因,就在于根本不一致哩。《易》说:‘天下之动,贞夫一也。’又说‘:正其本,万事理。’《五经》的根本从孔子开始,谨奏《左氏》的错失共十四件事。”当时提出疑难的认为太史公多引《左氏》,范氏又上书说太史公违背《五经》,歪曲孔子的话,以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诏书把他的意见下交给博士讨论。后来范升被出妻所告,坐了牢,出狱后,回到乡里。永平年间,做聊城令,因事免职,死在家中。

  ◆陈元传,陈元字长孙,苍梧广信人。父亲陈钦,学习《左氏春秋》,师侍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自成一家。王莽曾经从陈钦受《左氏》学,封陈钦为蕌难将军。陈元少时传父亲的学业,为《左氏》作注解,集中精力思考,甚至不与乡里往来。

  因父亲的职务而为郎。

  建武初年(25),陈元与桓谭、杜林、郑兴都被当时学者认为正宗。当时有人倡议想立《左氏传》博士,范升上奏认为《左氏》浅末,不该立。陈元听了,就上朝奏疏道:“陛下拨乱反正,文武并用,深感经艺谬误错杂,真伪难分,每临朝日,常请群臣议论圣道。知道左丘明是极贤的人,亲受孔子教育,而《公羊》、《谷梁》传闻于后世,所以下诏立《左氏》,广泛征询意见,表示不专用己意,尽之群下。现在论者沉溺于自己所习的学问,玩守旧闻,固执虚言传受之辞,认为不是亲见实事之道。《左氏》个人钻研,少与别人通气,于是被异家掩盖。最好的音乐不合众人听觉,所以伯牙绝弦;最好的宝石不被众人认知,所以卞和泣血。孔子圣人之德,而不容于当世。何况是竹帛余文,被雷同者所排斥,本是当然的啊!不是陛下至明,谁能觉察出来。“臣见过范升博士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博士,和他列举太史公违戾共四十五件事。按升等所言,前后相违,都是断截小文,吹毛求疵,因年数稍有出入,就指为大错误;遗漏一些小节,认为便是大缺失,挑剔毛病,掩盖弘美,正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的意思。范升他们又说:‘先帝不以左氏为经,故不置博士,后主所宜因袭。’臣愚认为如果先帝所行而后主必须照办的话,那么盘庚不应迁到殷都去,周公也不应营洛阳,陛下也不应都山东了。

  过去,孝武皇帝好《公羊》,卫太子好《谷梁》,有诏书叫太子受《公羊》,不得受《公梁》。孝宣皇帝在世时,听说卫太子好《谷梁》,于是独自学习。等到即位,在石渠讨论《五经》而《谷梁》之学兴起,至今与《公羊》学并存。这就是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互相因袭哩。孔子说‘:纯,俭,吾从众;至于拜下,则违之。’眼睛明的人有独见,不被朱紫所迷惑,会听者有独闻,不被清浊所混乱,所以离朱不被巧眩移目,师旷不被新声易耳。现在干戈初停,战事略止,留心圣经贤传,考虑儒雅之学,采取孔子拜下的意思,卒渊圣人独见的宗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学派,解释先圣的积结,淘汰学者的困惑,使基业垂于万代,后进不再狐疑,那么天下就幸甚了。“臣元愚昧,曾经向老师学过。如果能以粗布衣召见,俯伏庭下,诵孔氏的正道,理丘明的宿冤;如果言辞不合经传,事情不合古人,退下来甘受重刑,即使死了,也等于活着。”书奏上去,皇上批示交下边议论,范升又与陈元辩论起来,共十多次。皇上最后立了《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陈元第一。帝认为陈元刚参加争论,就用他作司录李封的从事,于是诸儒因《左氏》之立,议论纷纷,自公卿以下,几次在廷争论。正逢李封病死,《左氏》之学又废止了。陈元因才高著名,提升到司空李通府。当时大司农江冯上言,应叫司隶校尉督察三公。事情下达三府。陈元上疏道“:臣听说以臣为师的能为帝,以臣为宾者能称霸。所以武王用太公为师,齐桓公用管夷吾为仲父。孔子说‘:百官总己听于冢宰。’

  近代汉高帝有优待相国之礼,太宗(孝文帝)从丞相手中救出邓通叫做‘假权’,到了王莽篡位,汉室中衰,专操国柄,窃得天下,专凭己意,不信群臣。夺公辅之任,损害宰相之威,以揭发别人为明,攻人之短为直。以至陪仆控告其君长,子弟违背其父兄,网密法峻,大臣无所措手足。然而不能阻止董忠的反叛,本身被杀害。所以人君患在自己骄傲,不患有骄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因此文王有日昊吃饭之劳,周公有吐饣甫握发之恭,没听说有什么提倡揭发,加强督察的作法。当前四方还不平靖,天下不够统一,百姓都在观望,耳目张得大大的。陛下应修文武的圣典,继承祖宗的遗德,劳心下士,屈节待贤,但不应使有司监察公辅之名。”皇帝听从了,把他的建议发下去。李通罢官后,陈元又提拔到司徒欧阳歙府,几次陈述当世事务,郊庙之礼,皇帝不能采用。因病离职,年老,死在家中。

  ◆贾逵传,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九世祖贾谊,汉文帝时做过梁王的老师。曾祖父贾光,做过常山太守,汉宣帝时以吏二千石,从洛阳迁去。父亲贾徽,从刘歆学习《左氏春秋》,还学习《国语》、《周官》,又向涂恽学习古文《尚书》,向谢曼卿学习《毛诗》,著有《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贾逵完全继承父亲的学业,二十岁时能读《左氏传》和《五经》本文,用《大夏侯尚书》教授门徒,虽然是古学,兼通五家《谷梁》之学说。从儿童时起,就常在太学,不了解外面的事务。

  贾逵身长八尺二寸,一些儒生取笑他说:“问事不休贾长头。”意思是说贾逵个头很高,但对外面情况不了解,喜欢问这问那。他性格快活,平易,很聪明,喜思考,与众不同,很大方。他特别对《左氏传》、《国语》有研究,写有这两部书的《解诂》五十一篇,永平年间,上疏献给皇帝。显宗很重视,令人将它抄写一份藏在秘馆里面。当时有神雀飞到宫殿官府,头上羽毛有五彩之色,皇帝很觉奇怪,问临邑侯刘复是什么原故,刘复答不上来,推荐贾逵说他知识很渊博,皇帝于是召见贾逵,问他是什么原故,贾逵答道:“从前周武王完成父亲的基业,凤凰出现在岐山,汉宣帝威信很高,戎狄归顺,神雀也连续出现过,这是胡人将降顺的预兆哩。”皇帝命令兰台史官拿出笔札,叫贾逵写一篇《神雀赋》,并拜贾逵为郎,与班固一道任校秘书,留在皇帝身边备咨询。肃宗即位,推崇儒家学术,特别喜欢《古文尚书》、《左氏传》。

  建初元年(76),诏进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讲学。皇帝赞赏贾逵的讲法,要他发挥《左氏传》的大义比公羊、谷梁二传见长的地方。贾逵于是逐条奏明道:“臣谨挑选出《左氏传》三十事特别著名的地方,都是宣扬君为臣纲的正义,父为子纲的道理。其余十分之七八与《公羊传》相同,有的文字简略,小有差异,无伤大体。至如写到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等人,《左氏》深刻发挥君臣的大义,《公羊》多认为是通权达变,这就相差很确定,但是冤抑太久,不能分清是非。“臣在永平年间曾经上书谈到《左氏传》中某些与图谶相合的地方,先帝没有遗弃刍荛之言,采纳了臣的话,由臣写出详细的讲解,藏在秘书处。

  建平年间,侍中刘歆想立《左氏传》,但他不先摆出大义,而轻易地交给太常,自以为理由充足,能够挫败那些儒生,可儒生们内心不服,联合起来抵制。孝哀皇帝又迎合众人心理,所以刘歆做河内太守。从此大家攻击《左氏》,成为众矢之的。到了光武皇帝,有独特的见地,兴立《左氏》、《谷梁》两家,恰巧两家先师不通晓图谶之学,所以半途而废了。臣下认为凡是保存先王之道的书籍,要害在于安上理民。现在《左氏》推崇君父之道,卑视臣子,这是强干弱枝,劝痒戒恶,道理极为明白切当,直接顺理成章。况且三代时不同事物,随时有所增减,所在先帝广泛观察各种学说,采取各家之长。例如《易经》有了施、孟两家,又立梁丘氏;《尚书》有了欧阳一家,又有大小夏侯,现在三传各不相同,也是这个道理。又《五经》各家都不能用图谶来证明刘氏是尧帝的后代,而《左氏》独有明文能够说明。《五经》家都说颛顼代替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但《左氏》却以为少昊代替黄帝,就是图谶所讲的帝宣。如果尧不得为火,那么汉就不得为赤,它所发明的见解,很能补充一些道理。“陛下通晓天然的聪明,建大圣的根本,更改年号,修正历法,为万代做出典范,因此,麟凤百数呈说,好兆头多次出现,陛下仍然早晚勤勉,钻研《六艺》,对细微之处,也无不审理核实。如果再留心一些废弃的学问,增广一些见闻,那就没有什么遗失的了’。”书奏上去,皇帝十分嘉奖,赏赐布五百匹,衣一套,命令贾逵自己挑选《公羊》学派的严、颜诸生有高才的二十人,以《左氏传》作教材,给予竹简和纸写的经传各一通。贾逵的母亲经常有病,皇帝想加赐一些财物,因为校书例多,特地拿了钱二十万,派颍阳侯马防送去。对马防说:“贾逵的母亲病了,他与外界没有什么交往,再穷困就会像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那样做饿鬼了。”贾逵多次给皇帝讲《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的诂训相呼应,皇帝下诏书命他著《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贾逵集中写了三卷,帝认为很好。又叫他写《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提升贾逵作卫士令。

  八年(96),下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学习《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从此四经便流行于世。都封贾逵所选弟子和门生作千乘王国郎,早晚在黄门署学习,学者都很羡慕。和帝即位,

  永元三年(91),任命贾逵作左中郎将。

  八年(96),又作侍中,领骑都尉内备帷幄,兼管秘书近署,很被信用。贾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多万字,又作诗、谏、书、连珠、酒令共九篇。学者很崇拜他,后代称他为通儒。但是他为人不大注意小节,当代对此有些讥讽,所以没有做成大官。

  永元十三年(101)死去,时年七十二岁。朝廷怜悯他,封他两个儿子作太子舍人。

  ◆张霸传,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人。年龄很小就知道孝顺和谦让,即使出入饮食,自然合乎礼节,乡里人称他叫“张曾子”。七岁时就通晓《春秋》,又想进修其他经书,父母说“你年纪小不能学那么多”,张霸说“我饶(益)为之”,所以又取名叫“饶”。后来跟长水校尉樊鲦学习《严氏公羊春秋》,于是博览《五经》。当时青年人孙林、刘固、段著等羡慕他,各人在张霸住室旁边买房子住下,以便向张学习。张霸被推举为孝廉光禄勋之主事,不久又有升迁,永元年间做了会稽太守,上表录用郡人处士顾奉、公孙松等。顾奉后来做了颍川太守,公孙松做了司隶校尉,都很著名。其余有专业特长的,都被提拔录用。郡中人从此都争相磨砺志节,学习经书的上千数人,道路上都听见诵读声。起初,张霸认为樊鲦删改《严氏春秋》还有许多繁辞,于是他又减定为二十万字,改名《张氏学》。张霸开始到越,贼人尚未解除,郡界不安宁,于是张霸便发布公文悬赏,明用信实,贼人就束手归附,不烦士卒之力。童谣说:“弃我卓戈,捐我矛,盗贼尽,吏皆休。”张视事三年,对椽史说:“太守从孤儿出身,做到了郡守。大凡太阳正中就倾斜,月亮满后就亏损。老子有句话:‘知足不辱’。”于是上书请病假。后来又被征用,四次升迁做到侍中。这时皇后之兄虎贲中郎将邓骘,是当朝贵盛,听到张霸的名气,想与他交朋友,张霸犹豫不作回答,众人笑他不识时务。后来到了应当休养时,恰巧生病而死,年七十。临终前写遗书给儿子们道“:从前延州季子出使齐国,儿子死在赢、博之间,就在坎坷的路侧,埋葬在那里。现在蜀道阻远,不宜运归乡里,可埋在此处,够掩埋头发牙齿就够了。务必遵照速朽的原则,体现我的心愿。人生一世,应当受别人畏敬,如果不好好安排自己,简直自作自受。”儿子们遵照父命,将他葬于河南梁县,就在那里安了家。将作大匠翟酉甫等与诸儒门人追录他的生平行事,谥曰“宪文”。

参考资料:

1、 佚名.红潮网.http://www.5281520.com/html/69-12/12320.htm
    

《后汉书》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司马彪续作),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