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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作者:佚名

冯立,唐武德年间东宫统帅,深受太子李建成的厚待,太子死后,他以前的随从有很多都逃走了,冯立感叹道:哪有在太子活着的时候受他的恩惠,太子死了各自逃走避难的道理?于是率兵在玄武门与秦王李世民的军队苦战,杀死屯营将军敬君弘,然后对手下随从说:“只有以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来报答太子了。”然后解散军队躲藏起来,第二天,冯立面见太宗李世民请罪,太宗对他说:“你昨天带兵来和我的军队战斗,使我的军队受到严重的损失,你如何能够逃过这项死罪?”冯立哭着回答:“我冯立生来侍奉太子,希望能够为他卖命,所以当时战斗的时候,我没有顾忌太多。”说完悲痛不已,太宗好言安慰他,并封他为左屯卫中郎将,冯立对他的亲信说:“遇到这样大的罪过却免于一死,我一定要以死报答圣上。”不多久,突厥攻打便桥,冯立率一百余名骑兵与突厥兵大战于咸阳,杀死突厥兵许多人,所到之处无人能敌,太宗听说后大加赞叹。当时,齐王李元吉府上左车骑谢叔方率府兵与冯立一同作战,等敬君弘、中郎将吕衡被杀,士气低沉,秦王府护军军尉尉迟恭杀死李元吉并拿着李元吉的人头让谢叔方看,谢叔方下马大哭,离开了军队逃走了,第二天便自首了,太宗说:“谢叔方真是仁义。”命令左右释放谢叔方,并封他为右翊卫郎将。

  贞观元年,太宗曾经谈论到隋朝灭亡的事情,感慨地说:“姚思廉不顾及生命危亡,用来表明臣子应有的节操,即使拿古人与他相比,也没有人能超过他。”当时姚思廉正在洛阳,太宗寄给他三百段丝帛,并写了一封信:“想着你忠孝大节的风骨,因此有这些馈赠。”隋朝末年,姚思廉担任隋代王侑的侍读,到义军攻克京城时,代王府的许多幕僚都逃散了。只有姚思廉侍奉代王,不离左右。兵士要到殿上捉拿代王,思廉严厉地叫道:“唐公举义兵,本意在于匡复王室,你等在代王面前不得无礼!”众人敬服他的言行,稍稍退却后排列在殿堂的台阶下。没过多久,高祖来了,听了别人的讲述后认为他很忠义,允许他扶代王侑到顺阳阁,思廉哭泣着拜谢而去。看到这事的人都感叹地说:“真是忠义刚烈的人啊!人们说仁义的人有勇气,不就是说他吗?”

  贞观二年,唐太宗将要埋葬息隐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书右丞魏徵与黄门侍郎王珪请求陪灵送葬。并向太宗上表说:“我等受命于太上皇,在东宫做事,出入东宫将近十二年。隐太子与皇室中的一些人勾结叛乱,得罪了百姓和神灵,我们都甘愿受罚受死,担负罪过,但却没有如愿。陛下既往不咎,反而赐予官职,臣等怎样报答呢?陛下德义广播,道义超过历代国君,想着过去之情,能够明晓国家大义,展示骨肉间的深情,重新安葬二王。现在离安葬的日子不远了,我们是二王旧臣,旧君死后又侍奉新君,已施行了侍奉新君的礼节,而旧君的坟上长满了野草,万事尽毕,可是我们还没表达送葬的哀思。瞻望墓地,希望在安葬的当天,我们能送二王的灵柩到墓地。”太宗感于魏徵等人的情义,允许了他们。于是太宗下令,凡是二王宫中的官吏都去送葬。

  贞观五年,太宗对侍臣们说:“忠臣烈士,哪一个朝代没有呢?你们知道隋朝谁是忠孝贞良的人?”王珪说:“我听说太常丞元善达留守京城,见群贼乘机叛乱,于是到江都,向隋炀帝进谏,让他还师京城。炀帝不听劝告,元善达哭着极力劝谏,炀帝大怒,于是派遣他到边塞从军,最后死在瘴疠横行的地方。还有虎贲郎中独孤盛在江都作卫士,当宇文化及起兵叛逆时,独孤盛一人,抗拒而死。”太宗说:“屈突通为隋将,在潼关作战,听说京城陷落,便领兵向东逃窜。当我们的军队追到桃林的时候,我派遣他的家人前去招安,他就杀掉他的家奴。后来我们又派遣他儿子去,他却说:‘我蒙受隋朝任用,已经侍奉两代帝王。现在是我以死保全节的时候,你我过去是父子关系,现在我们是仇敌。’于是拿箭射他儿子,他的儿子只好逃走了。最后他所带领的士兵全都逃走,只剩他一人。屈突通向东南方向大声痛哭着说:‘我承受国恩,担当统帅,智能与力量都用完了,导致今天的失败,不是我对国家不忠诚。’话没说完,我们追上的兵士就擒住了他。太上皇授给他官职,他托病拒绝了。这种忠义操守,足堪嘉奖。”于是下令有关部门,查访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因敢于直谏而被诛者之子孙,上奏朝廷。

  贞观六年,唐太宗加封左光禄大夫陈叔达为礼部尚书,对他说:“武德年间,你曾向太上皇直言进谏,申明我有打败敌人平定疆土的功劳,不可以罢免我。我本性刚烈,如碰到挫折,恐怕承受不起忧愤之情,从而导致疾病终至死亡。今天为了表彰你的忠心正直,所以将升迁你。”陈叔达回答:“我认为隋朝父子自相残害,是导致灭亡的灾祸,我那时怎能容许眼看车要倾覆,而不管后车不改前辙呢?这正是我极力进谏的原因。”太宗说:“我知道你并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是为了整个国家大计。”

  贞观八年,桂州都督李弘节以清廉谨慎闻名,李弘节死后,他的家里要变卖珠宝。太宗听了这件事,在朝堂上说:“此人在世的时候,宰相都说他清廉,今天既然这样,那么推举他的人怎能没有罪过呢?必须好好地查证一下,不可掉以轻心呀。”侍中魏徵私下对太宗说道:“陛下一直说这个人不清白,但没有看到他接受财物。现在听说他的妻子卖珠宝,又要治他的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自圣朝以来,为国尽忠,清廉谨慎,自始至终不改的,只不过是屈突通、张道源罢了。突通三个儿子来应选,只有一匹不好的马,张道源的儿子穷得无法维持生计,没有见陛下有一句话涉及这件事。现在弘节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前前后后都大受奖赏,弘节死后,并没有什么关于他贪婪的言论,妻子卖掉珠宝首饰,并没有什么罪过。认为一个人清白,就什么都好;怀疑一个人不清白,就连举荐的人都要受到责备,虽然说痛恨邪恶没有什么过错,但是喜欢善行却也不见得深厚。我暗暗思量这种做法,没有见到其中可以值得称道的,我担心有见识的人听到这些事,必然产生许多不好的议论。”太宗听了拍手称赞道:“这是我做事不好,没有思考成熟,说错了话,现在才知道一个人要不说错话也不容易呀,李弘节的事不要过问了。像屈突通、张道源的儿子,都应该各授予一个官职。”

  贞观八年,太宗准备派遣各道黜陟使,唯独关内道这个地方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太宗决定亲自确定这方面的人选,太宗问房玄龄:“这个地方的事务最为重要,谁可以担当这个重任。”右仆射李靖说:“关内道的事务重大,只有魏徵才行。”太宗严肃地说:“我要到九成宫,这也不是小事,怎么可以派遣魏徵出使?我每次出行都不想与其分开,实在是为了让他观察我的是非得失。你们能够匡正我的错误吗?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太没有道理了。”于是命令李靖担任关内道黜陟使。

  贞观九年,萧瑀担任尚书左仆射。一次,与一些大臣在一起宴饮时,太宗对房玄龄说:“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储君的意思。我在这个时候的确功劳很大,却不能够被兄弟们容忍,的确有害怕赏罚不分明的担忧。萧瑀这个人不能用财物引诱他,不能用刑罚威胁他,真是国家的人才啊。”于是赐诗写道:“大风能够知晓劲草的品格,患难能够考验大臣的忠心。”萧瑀拜谢说:“承蒙你的训诫,赞许我的忠贞,我虽死犹生。”

  贞观十一年,太宗行至汉太尉杨震墓,为他的忠贞而死于非命感到十分悲伤,亲自撰文祭奠他。房玄龄进言道:“杨震当年死得冤枉,数百年后才遇到英明的圣主,圣主停下高贵的车马,与神一同拜祭他,这真是虽死犹生。他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高兴。拜读陛下的祭文,既感动,又欣慰。凡是有德行节操的君子,怎敢不勉励名节,知道为善终有好报。”

  贞观十一年,太宗对侍臣们说:“夷狄杀掉卫懿公,吃掉他身上所有的肉,只留下他的心肝。懿公的臣子弘演呼天抢地的大哭,用刀取出自己的心肝,而把懿公的心肝藏在自己的腹中,今天要找到这类人,恐怕不容易了。”特进魏徵回答说:“古代豫让为智伯报仇,想刺杀赵襄子,襄子抓获了他,对他说:‘你曾经在范氏、中行氏的名下做臣子,可是智伯把他们全杀光了,你于是投身智伯,你不为你的主人报仇;现在却要为智伯报仇,这是为什么呢?’豫让回答说:‘我辅佐范氏和中行氏时,他们像对待普通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用普通人报答人的方法报答他。智伯用对待贤士的礼节对待我,当然我也要以贤士的方式报答他。’这一切都取决于国君对臣子的态度,怎么能说没有这种人呢?”

  贞观十二年,太宗游幸蒲州,下诏说:“隋朝已故鹰击郎将尧君素,大业年间受命守护黄河以东的地区,他恪守忠义,尽忠臣节。虽然他明珠暗投,确实违背了弃恶投明的做法,但疾风之中方见劲草,寒冬季节才显松柏。对隋朝来说,毕竟表现出他的一片忠心。现在重蹈旧境,回忆往事,想起来应该给予他奖励。可追封他为蒲州刺史,寻访调查一下他子孙的情况报上来。”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中书侍郎岑文本说:“梁、陈两朝有名望的大臣,有谁可以值得称道?他们还有子弟可以推荐任用吗?”岑文本启奏道:“隋军攻入陈朝时,陈朝百官逃奔散离,没有留下来的,只有尚书仆射袁宪独自留在他的主子身边。王世充将要接受隋越王杨侗的禅让,百官纷纷上表劝他当皇帝,只有袁宪的儿子国子司业袁承家借口有病未在劝进表上签名。这样的父子,足可称为忠烈。袁承家的弟弟袁承序,现在做建昌县令,为官清廉,情操雅正,真能继承父兄的风骨。”于是召进袁承序任命为晋王友,并叫他陪侍指导晋王读书,不久又升他为弘文馆学士。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下诏说:“我处理朝政的空闲时间,阅读前朝史书,每看到古代的贤臣辅助国家,忠义的臣子以死为国效命,我真恨不得与他们相见,然而只能掩卷叹息!近代以来,时间距离现在还不算久远,我们还可以找到忠臣烈士的子孙加以表彰,就不要有所遗弃。周、隋两代名臣和以忠尽节的臣子的后代,在贞观以后犯了罪被流放发配的,命令负责管辖他们的人把情况整理好报上来。”于是对这些人从轻发落,并予以抚慰。

参考资料:

1、 佚名.360doc.http://www.360doc.cn/article.aspx?id=227762515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们的争议、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同军政思想,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它是中国开明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略、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