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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译文

作者:佚名

《易经》说:“考察礼仪文化,以此教化天下。”孔子说:“舜的礼义文化多么光明灿烂啊。”自汉朝以来,做文学的人历代都有,大的参与制定宪章典诰,小的则抒发自己的心灵感受。至于制定礼乐治理国家,了解古今记述善恶,舍弃文学便没有其他方法。因此圣王在上时,万民敦睦欢悦。所以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自从晋朝中原大乱,五王南渡,从事文学的人,一直都不缺少。到了梁朝,这股潮流更盛,这是由于当时的君主本人儒雅,酷爱文学,所以有才气的人,灿然汇集在一处。当时武帝每到一处,总是命群臣赋诗,做得好的便赏赐金帛。因此作官的人,都知道勉励自己上进。等到陈朝继起,赶上天下乱离,虽说也加以鼓励,但昔时的文雅之风终于衰颓了。《诗经》说:“贤人没有了,国家也就要灭亡了。”岂不是金陵的气数将在三百年时终止吗?不然,何至于如此呢。《宋书》不立《文学传》,《齐书》、《梁书》都有此栏目。如今把它们连缀起来并作序,著成这篇《文学传》。

  丘灵鞠是吴兴郡乌程县人。祖父丘系,官秘书监,父亲丘道真,作护军长史。

  灵鞠从小爱读书,善写文章,州里征召他作从事。到领军沈演之处报到,演之说:“从前我作州从事,到领军谢晦处报到,宾主坐的位置正和今天一样,你将来也会和我现在的位置一样。”后逐步升迁为员外郎。

  宋孝武帝的殷贵妃去世,灵鞠献挽歌三首,其中有:“云横广阶..,霜深高殿寒。”孝武帝对这两句叹赏不已。后来作乌程县令,不得志。泰始初年,犯了事被限令数年不得作官。褚彦回作吴郡太守,对别人说:“北郡的才子只有丘灵鞠和沈勃而已。”于是向朝廷启奏介绍他。明帝让他著《大驾南讨记论》。过了很长一段,委任他为太尉参军。升明年间,作正员郎,兼中书郎。当时正是宋帝禅让,齐高帝让灵鞠负责诏令文书。建元元年(479),改任中书郎,下诏让他主持东宫书写工作。曾有一次东回故乡,到司徒褚彦回家告别,彦回不起身,说:“近来脚病加重,再也起不来了。”灵鞠说:“脚病真是大事,您是一代重臣,不可再担任您不能胜任的职务了。”他就是这样强硬严刻。他不讲求仪容礼节,只求高兴舒适。不久又主持修国史。

  齐武帝即位,任通直常侍,不久主持东观祭酒。灵鞠说:“人们作官都希望屡次升迁,让我作一辈子祭酒我都没什么遗憾。”永明二年(484),兼作骁骑将军。灵鞠不乐意任武职,对别人说:“我应该回家乡把顾荣的墓扒了。江南地方数千里,风流才子都出在这里,顾荣突然招引一些乡巴佬南渡,挡了我们这些人的道儿,真是死有余辜。”

  灵鞠好饮酒,爱评论褒贬别人。一次在沈深家作客,见到王俭的诗,沈深说:“王俭文章大有长进。”灵鞠问道:“比我没长进时怎么样?”这话传到王俭耳朵里。灵鞠在宋时文章名声很大,入齐以后名气渐衰又仪表不整,披头散发松松垮垮,不理家务。王俭对人说:“丘公作官不见升迁,文才也走下坡路了。”灵鞠作长沙王萧晃的车骑长史时去世。著有《江左文章录序》,起于太兴年间,止于元熙年间,文集当时流行于世。

  丘迟,字希范,八岁就会诗文。他的父亲丘灵鞠常说:“诗文气骨像我。”黄门侍郎谢超宗、征士何点在看到之后都很感诧异。齐时,丘迟以秀才出身,累迁至殿中郎。梁武帝扫平建邺,召他担任骠骑主簿,对他很是礼遇。当时劝进为梁王以及各种特殊礼遇的诏文,都是丘迟所写的。梁武帝登基之后,丘迟迁任中书郎,待诏于文德殿。当时梁武帝写《连珠》,诏令群臣几十人续作,以丘迟的文辞最美。因事被免职,便献上《责躬诗》,皇帝以宽和的文辞作答。

  后来丘迟出任永嘉太守,在郡时不称职,被有关部门弹劾。武帝爱惜他的才能,把这份弹劾的奏书压下了。天监四年(505),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北征魏国,任命他当谘议参军,领记室。当时,陈伯之在江北,和魏军一起抗拒梁军,丘迟写信劝喻,陈伯之便归降了。回京后,丘迟官拜中书侍郎,又迁任司空从事中郎,死于任上。

  丘迟的文章华丽俊美,当时有钟嵘写《诗评》,书中说:“范云婉转清便,如流风回雪。丘迟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虽取贱文通,而秀于敬子。”

  卞彬字士蔚,济阴冤句人。祖父卞嗣之,作中领军。父亲卡延之,二十岁作上虞县令,刚强有骨气。会稽太守孟靑像对待一般下属县令那样节制他,时间长了他不能忍受,把官帽扔到地上说:“我之所以受你的气,只是因为这顶帽子罢了,今天已经还给你了。你靠着当世功臣门第,而傲视天下国士。”拂衣而去。

  卞彬高超有才华,但多与时世不合。齐高帝辅政,袁粲、刘彦节、王蕴等人不附和他,而沈攸之又举兵造反。后来袁粲、王蕴虽然败亡,沈攸之还在。卞彬认为高帝不能成事,于是对他说:“最近听到有民谣说‘可怜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暂鸣死灭族’,您可听说过吗?”当时王蕴正为父亲服丧,和袁粲一起被杀,所以说是“尸著服”,“服”者,“衣”也。“孝子不在日代哭”,为一个“褚”字。卞彬认为沈攸之得志,褚彦回要失败,所以说“哭”。“列管”指姓萧的。高帝听了很不高兴,等卞彬退出后,高帝说:“这民谣是卞彬自己编造的。”后来卞彬曾在东府城谒见高帝,高帝当时作齐王。卞彬说:“殿下把东宫作王府,就把青溪作为鸿沟吧,鸿沟以东为齐,以西为宋。”于是就诵《诗》一首:“谁谓宋远,..予望之。”这样就大大逆了齐高帝的心意,因此被搁置了好几年,不能作官。于是他就模仿赵壹《穷鸟赋》作《枯鱼赋》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后来作南康郡丞。卞彬很爱饮酒,放荡不羁。既然不能作官,就写了《蚤虱》、《蜗虫》、《虾蟆》等赋,都明显有所影射攻击。其《蚤虱赋序》中写道:“我生活贫困,布衣十年不做新的,一件棉袍,一辈子就只靠它来度过寒暑,没有替换的。体弱多病,生活懒散,睡觉围着破棉絮,还不愿起来。加上禀性懒惰,懒得收拾这张外皮,洗涮不勤,难得沐浴,四肢毛烘烘的,添了很多臭气,所以苇席蓬松,纷乱处蚤虱成群。浑身奇痒难忍,皮肉无时不受熬煎,在身上抓挠捉掐,整天手都不闲着。虱子们有谚语说,‘早上出世晚上就能抱孙子’,像我这儿的虱子,没有洗澡的顾虑,没有死亡的忧愁,平安聚集在旧衣破裤之中,又不勤于捉捕,于是子子孙孙,繁衍三十五年了。”所说的都有实指。又作《禽兽决录》,评论禽兽说:“羊的本性邪恶而凶狠,猪的本性卑劣而轻率,鹅的本性顽固而傲慢,狗的本性奸邪而爱显露。”都是指斥权贵。其中羊邪恶凶狠,说的是吕文显;猪卑劣轻率,是说朱隆之;鹅顽固傲慢,是指潘敞;狗奸邪爱显露,是指文度。他就是如此奇特。《虾蟆赋》说:“挂青拖紫,名为蛤蟆。”世人说比喻令仆。其中又有:“蝌蚪惟惟,群浮..水,从早到晚,蠕动如鬼。”比方令史谘事。他的文章在社会上流传。后来历任尚书比部郎,安吉县令,车骑记室。卞彬生性好饮酒,用葫芦瓢和木元子皮作酒具。戴一顶帛冠,十二年都不换。用大瓦壶作火笼,所用的器具大都怪异与众不同。自称叫卞田居,妻子叫傅蚕室。有人问他:“你一点儿也不注意节操,官禄怎么能升上去呢?”卞彬回答:“如果掷五木子,掷十次都不发市,难道是掷得笨拙吗?我喜欢掷,现在正是到了这个地步。”后来作绥建太守,死在任上。

  王智深字云才,琅邪临沂人。小时候跟陈郡谢超宗学写文章。爱饮酒,笨拙迟顿缺少风度。在齐朝官作豫章王大司马参军,兼记室。

  齐武帝让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沈约想立袁粲传,请示武帝。武帝说:“袁粲本是宋家忠臣。”沈约又记载很多宋孝武帝、宋明帝不光彩的事。武帝派人告诉沈约说:“孝武帝的事迹不许这样败坏,我从前也曾在宋明帝手下做事,你要考虑一下为尊者讳恶的道理。”于是很多都被删除。又下诏让智深撰《宋纪》,在芙蓉堂召见他。赏赐衣服,提供住处。智深向豫章王哭穷,豫章王说:“你得把书写成,就会论功行赏。”书写成三十卷。武帝后来在睿明殿召见智深,令他写成章表奏上,表还未奏上武帝驾崩。隆昌元年(494),朝廷下诏索要他的书。智深转任竟陵王司徒参军。后免官。

  家贫无人馈赠,曾挨饿五天没有饭吃,挖苋菜根充饥。司空王僧虔和他儿子王志分给他衣食。死在家中。

  祖冲之字文远,范阳遒人。曾祖父祖台之,是晋朝的侍中。祖父祖昌,是宋代大匠卿。父亲祖朔之,为奉朝请。

  冲之爱考查古事,思维机敏。宋孝武帝让他作华林学宫侍从,赐给房宅车服。起初官作南徐州从事、公府参军。

  当初宋元嘉年间,用何承天所制定的历法,比古时十一家都精密。而冲之认为还是粗疏,就又造了新历,并上表奏明。孝武帝让朝臣中精通历法的和他论辩,都驳不倒他。恰逢孝武帝死未能施行。

  历任娄县令,谒者仆射。当初,宋武帝平定关中,缴获姚兴指南车,只有外形而无内部机关。每当行驰时,得让人在里面转动。升明年间,齐高帝辅政,让冲之考查研究古时的制造法。冲之改造了铜制机械,于是车子随便转动,指示方向却始终如一,自马均以来还没有过他这样的巧匠。当时有北方人索驭駘也自称能造指南车,齐高帝使他和冲之各造一辆,让他们在乐游苑进行比试,结果索驭駘的差得很远,就把他的给烧了。晋朝时杜预有创造才能,曾造欹器,结果改动三次都未成功。齐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好古,冲之造了欹器献给他,和周代太庙中的没有两样。文惠太子在东宫,见到冲之的历法,奏请齐武帝施行。不久太子一死这事又搁下了。

  冲之调任长水校尉,兼任原职。他写了《安边论》,想让朝廷实行屯田,扩展耕地。建武年间,齐明帝想派他去巡行四方,兴办一些对百姓有利的事业,赶上连年战争,最终未能成行。

  冲之通晓乐律和博戏,是当时一绝,无人能与之匹敌。因为诸葛亮造有木牛流马,他就造了一种器械,不借风力水力,启动机关就能自己运行,不需人力。又造千里船,在新亭江试航,日行百余里。在乐游苑造水碓磨,齐武帝曾亲自去观看。又特别长于算术。永元二年(500)去世,年七十二。著有《易老庄义》,注释《论语》、《孝经》,注《九章》,编撰《缀述》数十篇。

  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人,是晋朝侍中钟雅的七世孙。父亲钟蹈,为齐朝中军参军。

  钟嵘和哥哥钟山元、弟弟钟屿都很好学,思维有条理。钟嵘在齐永明年间为国子生,通晓《周易》。卫将军王俭作国子寺祭酒,对他很赏识,常与他交往。建武初年,作南康王侍郎。当时齐明帝爱亲自过问细小的事务,公务也繁多,于是各郡县以及中央各部门的日常公事,无不是争相启奏朝廷,等候皇上裁决。文武官员任命都不归吏部,于是各凭势力互相推举提拔,君主的事务很繁忙。钟嵘就上书提出:“古时候贤明的君主职责在于根据各人的才能授予官职;三公也不管具体事务,只是陪君主谈论大政方针,具体事务都靠九卿办理,天子只须保持自己的尊严面南称孤就行了。”奏章递上去,明帝看了不高兴,问太中大夫顾詗说:“钟嵘是谁,想管理我的事务,你认识他吗?”顾詗回答:“钟嵘虽然职位不高没有名气,但所说的有可采纳之处。况且繁琐的日常事务,自有各部门去办,现在人君把它们都包揽起来亲自处理,这样人君就越来越忙而人臣越来越安逸,这就是所谓的代厨子做饭替木匠砍削啊。”明帝不接茬儿把话岔开。

  永元末年,任司徒代参军。梁天监初年,制度虽有改革,但未能革除前朝所有弊端,钟嵘上书说:“自齐永元年间天下动乱,滥置冗官,没上过战场就能得军功,作官靠的是行贿。送点儿钱财就能位居九卿,一封拍马屁的书信就可取得校尉。骑都塞市,郎将填街。以至于有了官宦的身份,却还在干仆役的行当,名实混淆,莫此为甚。我认为永元时的军官都是出身寒门,作皇帝的文职侍从,因此而得爵位,应把他们全部罢免,以惩戒那些靠侥幸不走正道向上爬的人。至于出身小吏的寒门中人,应根据他们的门第授官,不能因为有军功就让他们占据士族们的官位。像那些混杂在北来侨民中的门第低下的人,应主要加以安抚,而严格限制他们的官禄,杜绝他们妨害士族作官的正途,只给予他们虚职就行了。”梁武帝交付尚书省施行。

  衡阳王萧元简出京作会稽太守,召他作宁朔记室,专管文字工作。当时有隐士何胤在若邪山建房舍,山洪暴发,拔树漂石,他的房屋却安然保存。元简让钟嵘作《瑞室颂》来表彰何胤,文辞十分典雅华丽。又改任西中郎晋安王记室。

  钟嵘曾请求沈约为他传播声誉,沈约不答应。等沈约死后,钟嵘把古今之诗分品级加以评论,指出它们的优劣,其中说“纵观沈休文各类诗文,以五言诗最优。齐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爱好文学,王元长等人也都尊崇依附沈约。当时谢月兆的诗还不够遒劲,而江淹才气已尽,范云的名声地位又低微,所以他得以独霸文坛。因此他的文辞比范云周严,意蕴却浅于江淹。”这是追念旧时的怨恨,以此来报复沈约。不久死于任上。

  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鄣人。家世寒贱,吴均好学有才气,沈约曾见到吴均的文章,很是赞赏。梁天监初年,柳恽作吴兴太守,召吴均任主簿,每天带他一块儿赋诗。吴均文体清新超拔,有古人气韵,一些好事的人就模仿他,称之为“吴均体”。吴均曾感到不满,就对柳恽赠诗告辞,过些日子又回来,柳恽还像以前那样待他,并不记在心上。把他推荐给临川靖惠王萧宏,萧宏在武帝面前称赞他,当天武帝就把他召入宫内赋诗,对他很满意,让他作待诏著作,后来逐步升迁为奉朝请。

  先前,吴均想通过著史书成名,打算撰写齐代史书,向朝廷求借齐朝帝王的起居注和关于群臣的记录材料,武帝不答应。于是就私自撰写《齐春秋》进呈朝廷,书中称武帝曾为齐明帝辅佐,武帝恼恨他如实记录,便说此书不符合事实,派中书舍人刘之遴责问他数十条,他竟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于是武帝下令把他的书交有关部门烧了。吴均也因此被免职。不久又下令召见他,让他撰写《通史》,起自三皇,止于齐代。吴均已经草拟出本纪、世家,只有列传还未写成,便去世了。

  吴均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著《齐春秋》三十卷,《庙记》十卷,《十二州记》十六卷,《钱塘先贤传》五卷,《续文释》五卷,文集二十卷。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县人。父亲刘尚,作过越骑校尉。刘勰早年丧父,一心求学。因家贫不曾娶妻,到寺里依靠和尚僧佑生活,因此能博通佛教经典,于是把它们分门别类,抄录下来定出次序。定林寺的经藏,就是刘勰所勘定的。

  梁天监年间,任东宫通事舍人。当时朝廷宗庙的祭品已经用瓜果,而春秋两次郊祀农神却还用牲畜。刘勰就上奏提出郊祭应与庙祭相同。武帝下诏把他的奏议交尚书省讨论,最后采纳了他的建议。改任步兵校尉,仍兼舍人之职。他深为昭明太子喜爱。

  当初,刘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评论古今文体,其序言说:“我在三十多岁时,曾在夜里梦见捧着丹漆礼器,跟随仲尼南行。醒来后高兴地说:‘真是伟大啊!圣人出现多么不容易啊。是圣人给我托的梦吧。自从有生灵以来,没有人比孔夫子更伟大了。’宣扬赞美圣人之意,都不如注经重要,但马融、郑玄等大儒已经把它发扬光大,阐释精微,即使还有人有深刻理解,也难成一家之言。只有文学作品的作用,可谓是经典的枝条,五礼凭它助成,六典靠它推行。于是就握笔磨墨,开始评论为文之道。共著成文章四十九篇。”书成之后,并未被当时名流所赞许。刘勰想让沈约给评价一下,又没门路见沈约,于是就背着自己的书等候沈约的车子经过,样子像是个小贩。沈约拿去读了后,大为赏识,认为它深通为文之道,就常把它放在自己书桌上翻看。

  刘勰的文章长于佛经义理,京城里寺塔及名僧碑讠志,一定都要请他撰文。朝廷下诏让他和慧震和尚在定林寺撰写经证。写成以后,就要求出家,先烧掉胡子头发以表明意志,皇帝下诏批准,于是就改换僧服,改名叫慧地。

  评论:文章,可说是情感的标志,精神的乐律。潜藏的思绪,蕴含的萌想,在内心酝酿激荡,纵情挥发写在纸上,格调意境便自然生成。它们无不带有灵性,各自好尚不同,技巧各异,见解感悟也多种多样,心灵感应没有外象表露,但却变化无穷。弹奏五声的音响,而出言语句相异,描绘万物的情貌,而下笔形状不同。从心灵奔畅而出,宣示在书帛上。或许它不能穷尽所有的要言妙道,然而它使人心解脱束缚的特性,始终养育着勤奋好学之士,因此古代的贤明之人,都爱在这项上下功夫。至于像丘灵鞠等人,有的能够承传文学事业,有的对此矢志追求,虽然在仕途上有得意有不得意,但他们的名字却能流传下来不被磨灭。

参考资料:

1、 佚名.道客巴巴.http://www.doc88.com/p-0844367576749.html
    

《南史》,唐朝李延寿撰,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