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刘祎之，常州晋陵人。他的祖父刘兴宗，是前朝陈鄱阳王的咨议参军。他的父亲刘子翼，善诵，有学行，隋朝大业初年(605)，历任秘书监，河东柳顾言很看重他。他性不能容忍是非，朋友同事有短，他当面指责。友人李伯药常称扬他说：“刘四即使骂了人，人都不恨。”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召他入京，他以母老坚决推辞，太宗答应他终养。江南大使赞扬他至孝，常常送给他粮食绸布，并上表表彰他的家族，还把他所居住的地方改名为孝慈里。他母亲去世后，服孝完，太宗征拜他为吴王府功曹，再升迁著作郎，弘文馆直学士，参与编写《晋书》，加朝散大夫之职。永徽元年(650)去世，高宗遣使者吊赠，送灵柩还乡。有文集二十卷。

　　刘祎之少年时代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一起以文章知名，当时，以刘、孟、高、郭齐名。不久他与孟利贞等同进昭文馆。上元二年(675)，他升迁左史，弘文馆直学士，与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曹宾等，都被召入宫中，共同修写《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识》、《乐书》，共千余卷。当时又密令他参与决策，来分担宰相之权，时人称他为“北门学士”。 刘祎之的兄长刘懿之，当时任给事中之职，兄弟并在两省，谈论者很是赞美他们。

　　仪凤三年(678)，转任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兼豫王府司马，不久又加中大夫之职。 刘祎之有姐在宫中为内职，武则天令她去探望荣国夫人的疾病，刘祎之私自偷见他的姐姐，因此被流配隽州。经过数年，武则天又上表请求高宗召 刘祎之回京，拜中书舍人。任相王府司马，又升迁检校中书侍郎。高宗对他说“：相王是我的爱子，因为卿忠孝之家，我想凭借卿高尚品德做师范，能够出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好效果。”刘祎之在家敬老爱幼，与亲友和睦相亲，很是受士族的称赞，他每得俸禄，总散于亲属，高宗因此很是看重他。武则天临朝，也很亲近他并委以重任。到豫王即位， 刘祎之参与谋划，拜中书侍郎，代理宰相职务，赐爵临淮男。当时，国家和军队中多事，朝廷的所有诏敕，都出自刘祎之笔下，他构思敏捷，都立待可成。到官名改变， 刘祎之为凤阁侍郎，代宰相之职。

　　当时有司门员外郎房先敏犯了错误，降职为卫州司马，他找宰相申诉。内史骞味道对他说“：这是皇太后处分的。”祎之对房先敏说：“因为犯错误而改官，一向是由下向上奏请的。”武则天听到他们的话，认为骞味道善则归己，过则推君，于是贬骞味道为青州刺史；认为 刘祎之能推善于君，引过在己，便加官太中大夫，赐五色帛百段，细马一匹。还以此事对侍臣说“：作为臣子处事，在扬君之德，君德发扬，难道不是臣下的美事？况且君是元首，臣是支体，情同一体，好坏也在一体。未闻手和脚的毛病转移到腹背，而能一体安康的。骞味道不存忠心，已经贬官； 刘祎之竭忠奉上，情甚可嘉。”纳言王德真对曰：“过去戴至德每有善事，必推于君。”太后说：“所以先朝总是称扬至德能这样为人处事，到他临终，也受到褒扬推崇。为臣之道，难道有超过此行的吗？这样传名万代，难道不美吗？”

　　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吐蕃造成边患，高宗对侍臣们说：“吐蕃小丑，屡次侵犯我边境，我们本来的任务是谋求安定和睦，未能立即诛讨夷狄。而夷狄豺狼成性，不知好歹，恩将仇报，我们放下不管则疆场日日紧张，处理它但又未有上策。现在应该议论得失，请各位各抒己见。”当时，刘景光、郭正一、皇甫文亮、杨思徵、薛元超各有所奏。 刘祎之那时是中书舍人，发表意见说：“臣看自古明王圣主，皆有夷狄之患。吐蕃时时骚扰边境，如同禽兽，得到他们的土地，不可居住；被他们侵扰，也算不上耻辱。愿陛下息万乘之威，且宽百姓之劳役。”高宗很赞赏他的意见。

　　后来， 刘祎之曾私下对凤阁舍人贾大隐说：“太后既然能够废除昏君立明君，又何用自己临朝行天子事呢？不如返政给皇帝，来安天下人的心。”贾大隐把这话密奏给武则天，武则天很不高兴，对左右的人说：“刘祎之是我所引用的人，意有背我之心，哪里还顾念我对他的恩呢！”垂拱三年(687)，有人诬告 刘祎之收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的钱财，又兼与许敬宗的妾有私情，武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审讯此案。王本立宣读太后的手敕， 刘祎之说：“未经过凤阁鸾台，怎么能称敕呢？”武则天得知大怒，以刘祎之拒抗天子的刺史罪赐死于自己家中，时年五十七岁。

　　当初， 刘祎之已经下狱，睿宗为他申辩，刘祎之的亲友都以为太后一定会宽宥，私下庆贺，但刘祎之说：“我必死无疑。太后临事独断专横，威福全由自己的心意，皇帝上表，只不过使我加速致祸罢了。”刘祎之在狱中，曾经上疏申诉。到临死前，自洗沐，神色自若，命他的儿子执笔起草谢表，他的儿子见将与父亲诀别，悲痛得不能书写，监刑的人催促， 刘祎之就自己拿起笔一气呵成，词理恳切，见到刘祎之谢表的人无不伤痛。当时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一起赞扬感叹他的文采。武则天听见便很讨厌他们，于是降郭翰为丞州司马，降周思钧为播州司马。睿宗即位，以 刘祎之为宫府旧僚，追赠中书令。有文集七十卷，传于当时。

　　魏玄同，定州鼓城人。他中举进士，后长时任司列大夫。因与上官仪文章唱和而受牵连，流配岭外。上元初年赦免回京，工部尚书刘审礼推荐他，称赞他有时务之才，拜岐州长史，直升迁到吏部侍郎。魏玄同因自己担当了选拔人才的职责，担心不能很好运用选人定职之术，就在这方面写了很有价值的书面意见上呈皇上，内容大义是：

　　“臣闻制造器物一定要择其好工匠；治理国家一定要求贤用贤。匠不良，无法做出好器物；官不贤，无法按规律治国。国君，是来管理天下人民的；臣子，是来辅佐国君的。如果国君不能安养百姓，就失去了君道；臣子不能辅佐国君，就丧失了臣子的职责。任用人才，实在是国家的根本，与人民的安危相联。现在的状况是百姓没有变富，盗贼也没有减，狱讼冤曲也未理清，礼仪法度也不齐全。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下吏不称职，众官非其才。官之不得其才，取人之道，也就有没有用好的地方。

　　“臣又闻傅说说：‘英明的帝王奉顺天道，建邦设都，设置后王君公，大夫师长，不只是为了让自己逸豫，更重要的在于更有效地治理百姓。’古代的邦国，就如现在的州县，土有常君，人有定主，各自选择英贤辅佐之才，而宰相等大臣则由朝廷任命。秦朝兼并天下，除封建割据，设置州郡地方官，汉代袭用，有沿有革。侯王设置官吏限制在四百石以下，其太傅宰相等大官，则由汉王朝设置。州郡掾吏、督邮、从事等官职，全部由州郡长官来任命。这样一直到魏晋，才开始将所有官员归入吏部任命。这样一直延用到现在。现在选用人的特点是‘：用笔来量才，看档案来察行。’这样的弊病，由来已久。

　　“大概是由于君子重因循而害怕改革，如有不得已的情况，也只是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的人事官员所行的，不是圣王的好的法典，而是近代的权道，这实在应当改革，这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例如尺丈之量，所能及者短；斗升之器，所积者怎么会多。尺丈不能及，怎么能量呢；斗升不能受，怎么能容得了呢？何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众，却委托于几个人的手上呢？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天下选才之事都集中几人手中，肯定会出现不全和紊乱之毛病。再说居此任的人，不一定称职，昧于甄别察审，只是尽其庸妄，糊涂官理糊涂案，一旦讲情面看私交盛行，什么样的无理事都能做；一旦贪赃营私开头，千奇百怪的坏现象也会出现，这样就形成为人择官，为身择利，看亲疏而下笔，顾势要而措情。官场之中，竞相投靠；巧言令色，同于市井。加之以厚貌深藏机心，险如溪壑，择言观行，尚惧不周。今天百行折之于一面，众官专断于一司，这样选才任贤不是太难了吗。

　　“而且魏代只据天下的三分之一；晋代所处的是没有一统的状况，到齐、宋，以至周、隋，战争之日多，安泰之时少，天下分裂，各据一方。隋代平静，太平之时仅十多年罢了，接着又起兵祸，继之以饥馑，德业既未有成，世事也应接不暇，不能说非古而是今。武德年代(唐高祖)、贞观年代，也与今有异，当时开国草创，不仅国事繁多无空闲，而且也缺乏人才。到今天，享国永年，比屋可封，人才间出。选集之始，雾积云屯，选用之后，十不收一。但因玉石难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研究人事上的弊病，应明白今后的补救。

　　“夏代、殷代以前，制度多缺。周朝借鉴夏殷，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就是诸侯以下的官吏，不是全由天子任命，朝廷的众官，也不是专于一职。所以周穆王任命伯礒做太仆正时说‘：慎重地选拔你的下属，不要把巧言令色、偏辟侧媚的人当贤士误用。’这就是当时天子令诸侯自择下吏的实证。太仆正，只不过是中大夫，这样的官也可任命自己的僚属，那么三公九卿，也必然可以自选僚属了。再则《周礼》上规定太宰、内史，共同掌诏事。当是分职任于群司，但统起来只以数职。各人又去任命自己的下属，天子只任命大官。这样委任，所委者当，所用者精，因此贤人众多，国家繁荣兴盛。

　　“裴子野有言：‘任官之难，先王之备述之。平时视其孝友；乡里中诚信服人，言行举止，观其志义；忧患祸难，取其智谋；以工作重担压他，来观其才能；以财利委托他，来察其廉洁。《周礼》中讲官吏即于学校培养，在州里选择，告知他们政事，然后向朝廷举荐。到汉代，仍然如此。在州郡干出成绩，然后被五府征用，五府举荐自己的佐治之吏到朝廷，三公审参给予授职，尚书上奏天子。一人的任职，所关者众，一士之进，其考核极细。所以官能得其人，很少有败事的。魏、晋反之，所受的损失也很大。’裴子野所论，只是南北朝的一个小小的宋朝，还认为不胜其弊，而况于当今呢！

　　“再者从政为官，不可以无学。所以《尚书》中说‘：学古入官，议事以制。’《左传》曰：‘我闻学而后从政，不闻以政入学。’今贵戚子弟，多早求官，小小年纪，腰配银印青绶，有的在束发如两角的年龄，已经承袭高官。弘文馆崇贤馆的生员，宫内的侍从禁卫，课试既浅，能力也薄，但是门阀有素，门第声望自然也高。父子事业相承，本是古人之道。所说的王侯的长子，一定要考核他们，修六礼来节其性，明七教来兴其德，学全施政的八方面来防其淫乱，尊敬贤人来崇尚道德，批评不肖来除掉丑恶。少年受业，长大做官，均由德进，必凭才能而提升，这样而后才能治国理家有益。小小年纪做官而废学，轻考试而无才，像这类的人，也实在可惜，再者九品以下的官员，不待州县推荐，直接取之于书判，这恐怕不是先德而后讲才的意见。

　　“臣又认为治理国家用人才，就像人之用财。贫者满足于糟糠，希望得到粗麻布短衣；富人厌粮肉，思轻裘。然而当缺乏贤人的时候，就可以磨钝器策驽马而乘驭。在太平多士之日，就应精益求精而选人才。选才就要面广，尤其应该精选。臣见制书，每令三品、五品荐士，下至九品，也令举荐，这是圣朝广求人才之意。但因为褒贬不甚明，得失无大碍，故人升了官不忧处分受责，降了职也不尽搜扬。如果应征任职，也没有谨慎自己的行为的，况且贤人了解贤人，圣人识才，伊、皋这些贤人既举荐，不仁的就自然会离得远。所以今天要想真正得到贤才，也要慎重地择其举荐贤才的人。流清就是因为源洁，影正就是由于身正，不认真细致了解选才之官的品行，却一味责备被举人人才庸滥，这样是不可能得到真才的。

　　“《汉书》上说：‘张耳、陈余的宾客、厮役，都是天下的俊杰。’他们只不过是小人物，尚且能如此，何况以皇上的圣明，国家的德业，如果不建长久之策略，打好深厚的基础，用好得贤取士之术，一味顾望魏晋留下的不好风尚，臣窃以为这样是不明智的，伏愿陛下认真考虑，采纳良言，依照周代、汉代的好规矩，来把好吏部选才这一关。”

　　魏玄同的建议未被采纳。

　　弘道初年(683)，魏玄同转任文昌左丞，兼地官尚书，代理宰相。武则天临朝，调任太中大夫、鸾台侍郎，仍然行宰相之职权。垂拱三年(687)，魏玄同加授银青光禄大夫之职，加任检校纳言，封钜鹿男。魏玄同平时与裴炎交好，能始终保持友好，时人称赞为“耐久朋”；但他与酷吏周兴不协调。在永昌初年(689)，被周兴陷害，说魏玄同讲太后已经老了，应当让皇位给皇帝。武则天听了，大怒，于是赐他死在自己的住宅。监刑御史房济对魏玄同说“：何不申告，如能得到召见，当自陈冤曲。”魏玄同叹道：“人杀鬼杀，有什么不同，哪里能告人事？”于是就刑，死时七十三岁。

　　李昭德，京兆长安人。父李乾..，唐太宗贞观初年(627)曾任殿中侍御史。当时，有一个俞县县令，名叫裴仁轨，他役使县衙的门夫干私事，唐太宗想重罚斩掉这县令。李乾..奏道：“法令，陛下在上面制定出来，在下的所有人都要遵守，这就成了陛下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律法，并不是陛下独有的。裴仁轨犯的是轻罪，而判的是重刑，这是与划一的律令相违背的，执法如果不按条律，那么天下的人就无措手足。臣被委任做了司法官，不敢违法而奉命。”唐太宗理解了这一点，裴仁轨竟免于刑法处分。李乾..不久升迁，做了侍御史。李昭德的祖母去世时，他父亲李乾..在墓侧筑庐而居，自己负土成坟。唐太宗派使到墓前吊祭，并旌表他们的门庭。李乾..后来历任长安令、治书御史，都有能干的美名。后拜御史大夫，与中书令褚遂良不协调，竟被褚遂良设计陷害。永徽初年(650)，相继任邢、魏等州的刺史。李乾..虽然强直能干，但是与小人亲近，他在京外任职，却与令史结友，书信往来，叫令史打听朝廷之事。不久，被友人揭发，流放到爱州。乾封元年(666)，李乾..被起用任桂州都督，历任司刑太常伯。他曾举荐京兆功曹参军崔擢为尚书郎。但事未成，就偷偷把内情告诉崔擢，后来，崔擢犯了错误，就告李乾..泄露禁中话语来为自己赎罪，于是李乾..被免官。不久去世。

　　李昭德，就是李乾..的儿子。强干有父风，少年时就以明经科中举，做官升到凤阁侍郎。长寿二年(693)，朝廷增置夏官侍郎三员，当时选李昭德与娄师德、侯知一担任。这年，他又升任凤阁鸾台平章事，即代理宰相之职，不久又加检校内史之职。长寿中，京都改建文昌台和定鼎、上东等门，又在城外建外郭，这都是李昭德所创建的，时人认为他很有能力。当初，都城洛水天津的东边，立德坊的西南角，有中桥和利涉桥，用来通行人。上元二年(675)，司农卿韦机才移中桥到安众坊的左街，对着长夏门，京都的人都认为很方便，因此利涉桥废而不用。节省钱财以万计。但是经常被洛水冲击，必须经常出劳力修治。李昭德创意堆积石头桥墩，使对着流水的部位成尖形来分水势，从此，竟未出现洛水冲刷损坏的情况。

　　当时，武则天以武承嗣为文昌左相，李昭德密奏：“武承嗣是陛下的侄儿，又是亲王，不宜加上机要的重权，来使众百姓生惑，况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间，犹相篡夺权力，何况在姑侄呢，哪里能把重要权力委托给他呢？如果他不受控制，随心用权，陛下的宝位怎么可能安稳呢？”武则天惊惧地说：“我未考虑到这一方面。”武承嗣也曾返告李昭德不是，武则天说“：自从我任用昭德，总能高卧心宁，他能代我劳苦，不是你能赶得上的。”武承嗣不久转任太子少保，罢去参与政事的职务。延载初年(694)，凤阁舍人张嘉福指使洛阳人王庆之率轻薄恶少数百人到朝廷上表，请求立武承嗣为太子。武则天不许，王庆之坚持请求没完没了。武则天令李昭德责问他们，才使他们散去。随即李昭德便用杖打死王庆之，余众才息。李昭德因此上奏道“：臣闻文王武王之道，重在方略策划布署，哪里有侄儿做天子而替姑母立庙的！以亲人而言，天皇(高宗)是陛下的丈夫，皇嗣是陛下的亲子，陛下应当将皇位传之子孙，以为万代之计。何况陛下是承蒙天皇顾托才有天下的，如果立了武承嗣，臣恐天皇不享祭了。”武则天才明白了，立武承嗣为太子之事才罢了。

　　当时，朝廷谀佞之人多被进用，所以，凡是无论大小，只要近于谄媚阿谀，虚假奉承，都能获得进见。有人于洛水中获有数点赤色的白石头，就到宫阙进见。诸宰相问这石头有何特点，回答说：“这块石头赤心，所以拿来进献。”李昭德叱责道“：此石赤心，洛水中余石难道能尽反么？”左右皆笑。这个时期，来俊臣、侯思止等，歪曲刑法，诬陷忠良，人都惧畏，李昭德每在朝廷奏他们的枉法情状，由此来俊臣的党羽也稍稍受到挫折。来俊臣曾弃故妻娶太原王庆诜之女，侯思止也上奏要娶赵郡李自挹之女，太后要政事堂共同商量。李昭德抚掌对诸宰相说“：太可笑，往年来俊臣像贼一样强取了王庆诜之女，已经大有辱国家。今日此奴又请求索取李自挹之女，莫不是又要来辱国吗？”这样，此事才作罢，侯思止后来竟被李昭德依法处死在杖刑之下。

　　不久，李昭德由于专权用事，很为朝野之士所厌恶。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忄音上疏指责李昭德，说他性好凌轹，气负刚强，朝廷诏命陛下皆依李昭德，李昭德自专无忌，威震人主，有势盛之殃。邓注又著《硕论》数千言，详细述说李昭德专权之状。凤阁舍人逢弘敏立即将此文上奏。武则天于是开始厌恶李昭德，对纳言姚王寿说：“昭德身为内史，备受殊荣，如果真的像大家所说的情状，那实在是有负于国家。”延载二年(695)，降职任钦州南宾尉。数日，又命免死配流，不久又召回京拜监察御史。当时太仆少卿来俊臣与李昭德一向不和，于是诬陷李昭德有叛逆行为，因此被下到狱中，与来俊臣同一天处死。这一天大雨，臣民百姓莫不痛惜李昭德之死，又庆贺来俊臣之死。人们交谈：“今日天雨，可谓一悲一喜。”神龙二年(706)，中宗降诏赠御史大夫。德宗建中元年(780)，加赠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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