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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译文

作者:佚名

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人,七岁时就会写文章。十三岁时带着他写的字去谒见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看了感叹说“:这孩子前程不可限量。”当时张说贬谪岭南,见到他后对他极好。父亲死,在父丧期间极尽孝道,哀痛至极。后来考中进士,调任校书郎。那时玄宗尚在东宫,亲自策问天下之士,张九龄于伊吕科对策高第,升为左拾遗。后来玄宗即位,未行亲郊之礼,张九龄上疏说:“天,是百神之君,为王者是从天那里受命的。自古以来,继承帝业之主,必定要行郊祀之礼,为的是敬受天命向天报告。不可以因为还未降恩泽于民,年岁还未丰收而缺礼。古代周公郊祀,以后稷祀天,那是因为成王年幼。周公暂时摄政,尚且要行郊礼,表明此礼是不可废的。汉朝的丞相匡衡说:‘帝王的事,没有比郊礼更重要的了。’董仲舒也说:‘不郊祀而去祭山川,违背了祭祀的秩序,于礼不合,所以《春秋》上批评他。’臣认为匡衡、董仲舒,都是古代的懂礼的人,都以为郊祀应放在首位。陛下继承大统,到今日已有五年了,而未行大报之礼。考证之于经传,在义上有所欠缺。

  如今百谷茂盛,鸟兽自如,夷狄归附,战争止息,竟然放松敬天之事,恐怕不足以为训。希望能在至日登紫坛,陈采席,定天位,明天道。那圣朝的典则就完备了。”

  又说:“背逆王政之气,表现为水旱灾害。

  天道虽远,但其反应的却很近。过去东海错杀了孝妇,以致天旱很久。一个官吏不明察,一个普通妇女冤死,天还要昭明她的冤屈。何况天下百姓,其性命都交在县令刺史手中。县令刺史,是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应该是亲近百姓的人。若所用非人,那水旱灾祸之由来,岂只是一个妇人呢?现任的刺史,京辅周围及大的郡县尚能稍加选择,江、淮、陇、蜀、三河几个大府之外,颇有不称职的。由京官出去的人,不是自身有过错,就是政绩不佳,把直接管理百姓的大任,作为斥责处分的办法。也有的是因为依附某人而得高位,及至被依附者势衰,就说该人不称京官之职,将他贬到州里任职。另外,还有武夫、流外(九品以外者),只要交钱就能得官,不计较其才能之有无。刺史都像这样,县令就更不用说了。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治理根本的职务,竟然遭好为官者所轻视,百姓遭受那些不肖者的侵扰。天子圣明的教化被销蚀。这是因为没有选好恰当的人才造成的。古代刺史入朝可为三公,郎官可以出京管理乡民。现在朝廷上人只能入京而不肯出京。京师是达官贵人集聚之处,只要从容依附,没有业绩也能升迁。由此可见,大利在于朝内而不在京外。即使有才能的人,有欲得利之心,怎肯再出京任刺史县令呢?国家要依赖智能之士才能治好,但却常缺少重视百姓的人。臣认为要治好根本,最要紧的莫过于守令,重视了守令,那有才能者才肯去做。应该制定各官阶的资历:凡没有担任过都督、刺史的人,虽有很高的门第,也不能任侍郎及列卿;凡没有担任过县令的人,即使有好的政绩,也不能任台郎、给、舍;都督、守、令即使是离京都远的,任期也不超过十年。假如不这样来弥补过失,恐怕天下是治理不好的。

  “再有,古代选士,看其是否称职,所以士都看重自我修养,从不企图侥幸成功。奸邪欺伪自然消止,官吏的流品不杂。如今天下没有上古治理得那么好,而事务却较以前倍增,这是因为没有正其本而施巧于末的结果,所谓‘末’,就是吏部的条款章程,多到千百条。执刀笔之人,沉溺于文墨,致使巧猾之徒得以逞奸。臣以为当初制造簿本,是为了防备遗忘。如今反倒去追求文章的精美,而忽略了人的才能,真是刻舟求剑之类。

  现在提及吏部有才能的,则说是由尉到主簿,由主簿到丞。这是根据记载知道他的官次,却不论他的能干与否,岂不是大错?吏部尚书、侍郎,是因有才干才任他这个职位的,怎能不知人?如真的难以即刻识别,那么从十个人中间选拔五个该可以吧。但如今,死扣条文,据资历配职,以致时人讥诮、官曹不贤。

  “臣认为选部的法则,其弊病在于不变。如今若在刺史、县令中详细核查,在管内每年当选者,另考核其才能品德,可入流品的,送到台里再加选择,以所用人的多少来评定州县的好坏,那州县就会慎重对待所荐举的人。可任官的人才多了,吏部也可顺利完成任务,不会有那么多的庸人了。如今每年考选有几万人,京师的粮食用品耗费甚大,难道是人才多吗?实在是滥竽充数的太多了。现在只用一首诗就可定其才或庸,这样会使真正的人才漏掉。天下虽大,朝廷官员虽多,但若毁誉相乱,那事情也就不可能办好了。假如了解人的才能,各有品级等第,每有一官缺额,就可依次任用。如各司的要职,以下一等的递进,那就无所谓人的高下,只是机会的得与不得罢了。

  所以平日的议论没有了,个人的名节不修了。高洁之士坚守其志而不肯媚时,中等人才追求进身就很容易了。若朝廷能以好名声鼓励人,士也以修名来得利,利之所出,是众人之所求。若不这样,从小处说,只求苟得,进而只知谋私;从大处说,以义做交易,进而结为朋党。所以说,用人不可以不排列其才能的高下。

  才能分出了等级,就不会盲目用人,那天下之士定会刻意进修自守,刑政自然清正,这是有关国家兴衰的大事。”

  不久,升任左补阙。张九龄颇能鉴别人才,吏部考试时,张九龄常与右拾遗赵冬曦一同参与评定,当时称他们考核为“详平”。后改任司勋员外郎。那时,张说为宰相,十分看重他,且与他通谱系为同宗,常说张九龄是“后出词人之首位”。张九龄又升任中书舍人内供奉,封爵曲江男,进而为中书舍人。皇帝去封泰山,张说挑选了两省的录事主书及他所亲近的人随从登山,将这些人越级升为五品。张九龄负责草拟诏书,对张说说“:官职爵位,是天下的公器,首先要看人的德行声望,然后再看他的劳绩年限。

  现在登山封禅成功,是千载的大典,一些有声望之人被排在殊恩之外,而一些胥吏却得以升官,我担心这样的制书一出,四方都会失望的。现在刚刚送上草稿,还可以改动,望公仔细考虑衡量。”张说说“:事情已经决定了,那些牢骚话不足为虑。”后来,果然受到批评。御史中丞宇文融正在拟定田税法,有所报告,张说都建议改变。宇文融心中十分不平,张九龄替他申说,张说不听。不久,张说受到宇文融等人的痛加诋毁,几乎不能免死。张九龄也改任太常少卿,出京为冀州刺史。因为母亲不肯离开乡里,所以上表请改为浩州都督。后调桂州,兼岭南按察选补使。

  当初,张说主管集贤院,曾推荐张九龄可任顾问。张说死,天子想起张说说的话,召张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主管集贤院的工作。那时要赐渤海诏书,而能写这样诏书的人找不到,于是召张九龄起草,渤海之事也就办成了。

  升张九龄为工部侍郎,管理草拟制诰事。

  张九龄多次要求辞职,回去奉养母亲,均未得允许。因其弟弟张九皋、张九章是岭南刺史,就每年给假给驿马,让他们回去看望母亲。张九龄任中书侍郎时,因母丧而解职。丧期十分尽孝哀痛,居然在他坐席旁生出灵芝来,还有白鸠、白雀在他家树上建窠。这一年,皇帝要夺哀起复(不待丧期结束而任用)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九龄坚持辞谢,皇帝不许。第二年,任中书令。以前他曾建议在河南开水屯,于是要他兼河南稻田使。上疏建议废除凭资格任官的办法,再次设置十道采访使。

  李林甫学问不大,见张九龄因文雅而受到皇帝的赏识,心中十分忌恨。那时范阳节度使张守皀因斩杀可突干有功,皇帝打算任张守皀为侍中。张九龄劝谏“:宰相是代替天来治理天下的,有了当宰相的人才后,才能任职,不能用它来奖赏功劳。难道说国家的败亡,不是由官员的不称职和奸邪所致的吗?”皇帝说“:只给一个空名可以吗?”张九龄说:“名器,是不可以假借的。假如有人平定了东北二虏,那陛下加他们什么官呢?”

  此议就作罢。另一次准备把凉州都督牛仙客提拔为尚书。张九龄坚持说“:不可以。尚书一职,是古代的纳言官,唐家多用旧相担任,或者用历任内外高职且德高望重的人担任。牛仙客,只是河、湟的一个使典罢了,让他身任常伯,天下人将会怎么说?”又准备赐牛仙客实封户,张九龄说“:汉朝的法令,不是有功之人不封。唐遵汉法,是太宗定下的制度。边将要储粮食布帛,修缮器械,实封户正是适应这种需要定下的,陛下要赏赐牛仙客,可赏钱财,不能封地给他。”皇帝生气了,说:“你是因为牛仙客是个寒士而轻视他,是吧!你难道是生来就有门阀的吗?”张九龄叩头谢罪说“:臣生于荒野之处,陛下错爱,以文学用臣。牛仙客升任胥吏,不读诗书。韩信,只不过是淮阴一壮士,尚羞与周勃灌婴同列。陛下若一定要用牛仙客,臣以与他同列为耻。”皇帝很不高兴。第二天,李林甫进言:“牛仙客,有宰相之才,难道还不能担任一个尚书吗?张九龄是个文官,拘泥于古义,以致失大体。”皇帝因此决定要用牛仙客。张九龄既已违逆皇帝的旨意,内心恐惧,担心被李林甫陷害,就借皇帝赐他一把白羽扇,献赋致谢,且自我表白。赋的末尾说:“只要能有效力的地方,即使杀身也心甘情愿。”还说:“纵然秋气来临,不再用我,也始终感恩,安心地居于箧中。”皇帝虽然依旧很宽容地优待他,但终于以尚书右丞相罢了他的政事而用牛仙客。从此,朝廷大夫都只干拿俸禄,养尊处优了。张九龄曾推荐长安尉周子谅为监察御史,周子谅检举揭发牛仙客,语言中援用了谶书。皇帝很生气,在朝堂上杖责周子谅,流放到氵襄州,死在半路上。张九龄因荐举不称职的人而犯罪,贬为荆州长史。他虽因恪守正直之道而被黜,并不忧戚地寄盼复官的期望,每日只以文史自娱,朝廷中都嘉许他为上品之人。很久以后,封爵始兴县伯,上表请求回家乡扫墓,回去后病死,终年六十八岁。追赠荆州大都督,赐谥为“文献”。

  张九龄一向体弱,但很有风姿。以往的习惯,公卿都把笏插在衣带里,然后骑马。张九龄则常让别人代他拿着,特制一个笏袋。以后,朝臣们的笏也都装在笏袋里了。以后皇帝每用一新人,都要问:“他的风度能与九龄相比吗?”当初,千秋节(帝王生日)时,公、王都要献宝镜,张九龄独独献《千秋金鉴录》十章,用以借古证今。张九龄与严挺之、袁仁敬、梁升卿、卢怡等人友善。世人都称道他们的交往能始终如一。到他任相位时,能不避权贵而直言,保持大臣的节度。当时,皇帝已在位久,对国政渐有懈怠,所以张九龄有所议论时,必认真剖析得失,所推举引荐的都是正人君子。武惠妃阴谋陷害太子瑛,张九龄执意认为不可以。惠妃秘密派宦奴牛贵儿去对张九龄说“:有废就有兴。公若肯援助,宰相之位可以长处了。”张九龄怒叱道“:宫闱怎能干预朝廷之事?”并立刻奏报皇帝,皇帝也为之感动。所以,张九龄在相位时,太子一直无事。安禄山最初以范阳偏校的身份入朝奏事,态度颇骄慢。

  张九龄对裴光庭说:“将来扰乱幽州的,必定是这个胡儿。”及至讨伐奚及契丹失败,张守王圭把安禄山执送京师。张九龄在文件上批道:“过去穰苴出师,斩杀误期的庄贾,孙武训练士兵,斩杀不听令的宫嫔。张守王圭行令军中,安禄山不宜免死。”皇帝不同意,竟赦了安禄山。张九龄说“:安禄山狼子野心,貌有反相,应即刻斩杀,以绝后患。”皇帝说:“你不要以王衍识石勒的事枉害忠良。”终于不用张九龄的意见。皇帝后来避难到蜀,思念到张九龄的忠心,为之落泪。派使到韶州祭扫张九龄的墓,还赠厚礼抚慰其家属。开元以后,天下都称张九龄为曲江公而不称其名。建中元年,德宗赞扬其志操风烈,追赠司徒。

  张九龄的儿子张拯,在父丧期间,有节行,后来任伊阙令。安禄山侵占河、洛,张拯未能离开,但始终不肯任伪官。

  安乱平,升任太子赞善大夫。其弟弟张九皋,也有名,最后任岭南节度使。其曾孙为张仲方。

参考资料:

1、 佚名.道客巴巴.http://www.doc88.com/p-5985476290398.html
    

《新唐书》是北宋时期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完成,《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本书胜过《旧唐书》的地方。《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