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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译文

作者:佚名

姚枢,字公茂,柳城人,后迁洛阳。少年时杨惟中曾同他去拜见过太宗。太宗七年(1235),蒙古军南伐宋朝,诏令姚枢随惟中往军中寻求儒、道、释、医、卜诸色人等。蒙军破枣阳,主将要坑杀该城居民,枢极力劝阻,说这样做并非诏书的旨意,以后如何向皇帝交代。攻下德安后找到名儒赵复,这时他才得到程颐、朱熹的著作。太宗十三年(1241),任命姚枢为燕京行台郎中,并赐金符。不久因拒绝贿赂,辞官而去,携家迁居辉州,在那里建立家庙,专有一室,供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刊印经书,每日读书抚琴,打算终老于此。住在魏县的许衡也跑到姚枢家中来抄录程、朱所注的经书。

  世祖在即位之前,派赵璧召姚枢至王府,以上宾之礼对待,询问治国之道。姚枢上书数千言,首先把二帝三王治国平天下之道列为八条: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其次是拯救时弊三十条,大意是:设立中书省和各部,统一政令,纲举纪张;选贤举能,裁汰平庸;颁赐俸禄,堵塞贪赃;制定法律,审理刑狱,收生杀之权于朝廷,使冤者能昭雪;设置监察机关,官吏能者升,庸者降;停止征敛,使部族不能勒索诛求;精简驿传,减轻州郡的负担;修学校,提倡经书,表彰节孝,以培养人才,淳化风俗;发展农业,轻徭薄赋禁止游手好闲;严肃军政纪律不使扰民;周济贫穷,抚恤孤寡;实行屯田戍边,巩固国防;开通内河漕运,使京都仓廪充足;禁止高利贷,使借贷之家不致破产;设立常平仓以储粮备荒;建立度量衡制度,使奸商不能欺诈;杜绝诬告,以减少不应有的诉讼;等等。世祖更认为姚枢才华出众,有事就召来询问,并聘请他教授其长子的经书。

  宪宗即位,令世祖总揽赤老温山以南的军政大权,群臣都来称贺,惟姚枢例外。世祖问他何故,回答说:“如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众,财赋之多超过了汉人所占有的区域吗?若军民尽属殿下管辖,还要天子干什么?日后若有廷臣从中挑拨,皇帝听信,必夺你现在的权力。倒不如现只握兵权,所需财物由有关行政机关供给,这样就会安然无事。”世祖听从他的建议,并得到宪宗的批准。姚枢又建议在汴京设置屯田经略司,为攻宋做准备;在卫辉设都转运司,以便转运粮食到河南。宪宗大封宗室领地,世祖听从姚枢的意见,选择关中为其封地。

  宪宗二年(1252)夏,姚枢随世祖征大理,途中引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杀一人的事例,劝世祖戒杀,世祖完全采纳。翌年蒙军至大理城,旗上大书止杀令,因此当地人民得保安全。

  世祖即位,设置十道宣抚使,以姚枢为东平宣抚使。枢到任后平均农民的赋税负担,罢去铁官,设劝农、检察二人监理其事。中统二年(1261),拜为太子太师,姚枢以为不妥,辞去,事见《许衡传》,又改任大司农。

  至元四年(1267),拜姚枢为中书左丞。枢奏请废除各地宗室世代为地方长官的旧制度,改由中央委派官吏。世祖大怒,姚枢上书说:太祖开创基业,超过前代,但未及治理就辞世了。其后数朝官多滥刑,民生凋敝,陛下生来仁慈圣明,即位前就讲求治国之道,如邢州、河南、陕西这些本是最治理不好的地方,陛下在那里设置安抚、经略、宣抚三使司,选派官吏去任职,颁行俸禄,提倡廉洁,清除贪污,鼓励农桑,不到三年这些地方就治理得很好了。各地百姓都在盼望陛下去拯救他们,如子女之盼母亲。先帝宪宗驾崩后,国内混乱,上天用陛下继承皇位。陛下采用中国历代制度,内立中书省及各部,外设监察院及各道按察司。自中统至今五六年间,虽外侮内叛相继不断,但能官民相安,府库仓廪也还充足,钞法通行,国用尚足,官吏正常升调,政事更新。其所以能保祖宗之基业,都是由于依靠和采用中国历代圣王治国之道。这样做对上符合天意,对下受百姓拥护。近来听说陛下要改变初见成效的政治设施,这如同刚栽下的树木,还未扎根就移植,已经架起的房屋,又把它毁掉,远近臣民非常担心,深恐根基一旦被废,今后大业难成。此是陛下将来的忧患,国家的大害。世祖看了奏章之后,怒气消失。

  至元十年(1273),拜姚枢为昭文馆大学士,命详细制定朝廷礼仪。这年,蒙军攻下襄阳,计划取宋,姚枢推荐右丞相安童、知枢密院伯颜为南伐大军统帅。至元十二年,姚枢针对蒙军攻宋的形势又上书说:伯颜去年出师伐宋,进军神速,西起四川,东到海滨,夺城三十余座,但今年从夏到秋,一城未降,扬州、焦山、淮安等地宋朝军民顽强抵抗,这是因为我军军官不思国家大计,不领会陛下仁爱之心,大肆抢财杀人所致。请圣上重申禁杀之令,赏罚分明,恩惠施于万民,这样不多费军力就可取胜。枢又请禁止宋朝所施行的鞭背、刺面等刑罚。

  至元十三年,枢拜为翰林学士承旨。十七年卒,年七十八岁。谥“文献”。

  许衡,字仲平,怀庆路之河内人,世代务农。父许通迁居河南。许衡于金章宗泰和九年(1209)九月出生于新郑县,七岁入学,问老师读书为何?老师答曰:“为了考科举。”又问:“仅仅是这样?”老师大为惊异。以后每次讲书,许衡都要问个究竟,以致老师对其父母说:“令郎聪敏过人,我不能胜任,请别求名师。”辞馆而去。像这样连换了三位老师。长大后更加好学,家贫无书,他曾在一个算命先生家中看到一部解释《书经》的书,便去手抄回来细读,后来逃难到徂徕山才得到一部王辅嗣注释的《易经》。当时虽兵荒马乱,许衡坚持日读夜思,且身体力行。有一回路过河阳,正当盛暑,口渴难忍,路边有一梨树,果实累累,同行者争相摘食,而许衡独坐树下不动,问他何故,他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摘取。”有人说“:在这乱世,此树哪有主?”衡曰:“梨无主,难道我心中也无主吗?”其为人如此。他到处逃难,先到鲁后到魏,在魏住了三年又回到怀庆,后又常来往于河、洛之间,在柳城从姚枢处得到伊洛程氏(程颐、程颢)及新安朱氏(朱熹)的著作,从中获益甚大。后移居辉县附近之苏门山时,常与姚枢及窦默讨论学问,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不是他们讨论的话题。许衡曾说“:纲常伦理国家一日不可废,如果在上者不履行,我们一般人也要履行。”在实际生活也正是这样做的。

  宪宗四年(1254),世祖受封于秦中,任命姚枢为劝农使,召许衡为京兆提学。该郡子弟有上学机会,莫不高兴。衡在京兆郡县广建学校。世祖南征,许衡返归怀庆,京兆学者挽留不住,送至临潼而归。

  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皇帝位,召许衡、姚枢至京师。当时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在讨论治国安邦之道时,文统重利,而衡、枢认为必须以义为本,文统忌恨于心。加上窦默在世祖面前说文统学术不正,文统怀疑许、姚、窦三人是一派,奏请委任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表面上是尊敬重用,实际上是使他们不能接近皇帝。后又改命枢为大司农,默为翰林侍讲学士,衡为国子祭酒。不久,衡因病辞官返乡。至元二年(1265),帝以安童为右丞相,打算许衡为辅,召至京师,命参预中书省政务。衡上疏治国纲要五条,大意是:

  其一,立国要以中国历代所行的汉族各项制度为本。考察历史,凡北方民族占有中国之后,必行汉族制度,国运才会久远,否则乱亡相继,国运不长。当然,蒙古贵族和勋臣们立即完全接受汉族制度是不容易的事,但经过长期教化,也不是不可以改变其原来的思想和态度,关键在皇帝要坚定不移,不听信谗言,不求速效,最后必会达到安邦定国的目的。

  其二,中书省的政务不胜其烦,要领在于用人、立法两点。用人就是果敢任用贤人,立法就是立古人之遗法。用人与立法相辅相成,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依,上安下顺。对于已经任用的人,要给以俸禄,使他们廉洁奉公;对于尚未任用而可任用的人,要放宽限制,量才录用。同时还要设监察机关来考察他们的行为,设吏部以确定他们的资历。该升者升,该降者降,使他们的才德与爵位相称。

  其三,皇帝上秉天命,下为百姓之君师,颇不容易。故自尧舜以来,凡圣帝明王皆无不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第一要慎言。皇帝为万民之主,天下广大,人民众多,日有万机,事有万变,皇帝一人一心来对付,要言之无失是不容易的事,因此要慎言。切不可朝言夕改,否则朝廷纲纪不能广布于四方,法度不能确立,臣民无所遵循,奸邪则有机可乘。要慎言必遵循《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不为一时的喜怒爱憎所干扰。凡事只要熟思而慎处理,很少有不当的。第二,知人。为皇帝者以知人为贵,以用人为急,但知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人情有善有恶,恶者难知,善者易知;人群有众有寡,人多难知,人少易知,故上者难知下,下者易知上。皇帝位于亿兆人民之上,操有予夺、进退、赏罚、生杀之大权,若一旦受欺,是非不辨,善恶不分,其害难胜计。要善于知人,皇上必须抛弃自己的喜怒、爱憎,否则在用人时,进者未必为君子,退者未必是小人,受赐者未必有功,被剥夺者未必有罪,以至于赏罚、生杀都很少有恰当的,可见知人之重要。第三,任贤能。贤能者有为公之心,仁爱之心,不为利诱,不为势屈,办事公正。但他们往往因时运不佳而隐藏自己的才能,鲜为世人所知;即或有人知道却无人援引,所以皇帝还是不晓得;即或朝廷知道,召来任用,也是与一般人对待,贤者不屑如此;即或待之以礼,却不用其言,贤者也不肯空居其位。皇帝处于崇高地位,往往好闻别人之过而不愿听自己之过,贤者认为他们有责任要纠正这点,于是君臣不合,再加上奸佞小人从中作祟,肆为诋毁,多方陷害,难免罪名加身。古代大禹闻善即拜,益以“任贤勿怀疑,除邪不犹豫”来告诫自己,后世君主应该如何呢?第四,除奸佞。奸邪之人,其心险恶,手段巧妙,一般人难以察觉,难以抵御。他们善于察颜观色,迎合君王的喜怒,讨得君主的欢心,受宠爱于上,施权威于下,国家受害而君主尚不知。奸佞如此欺人,令人生畏。第五,天下为公。皇帝以诚挚之心爱下,臣民以忠义之心报上,这是理所当然。但考察历史,见有许多不合常理的事,如夏禹治洪水,救万民,深受人民尊崇,传至太康失道,万民仇怨。汉高祖以宽厚仁爱得天下,但立国以后却以爱憎行赏罚,人民愤愤不平。总之,自古至今,凡先有恩惠于民而后民怨且怒者,都是这样。所以明主圣君必须遵循《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一言一动为天下之准则,一赏一罚合天下之公心,这样亿兆人民必然将不求而得。第六,爱民。三代以下堪称盛世者,莫如汉代的文景之治。但文景之时上天示警,山崩地震,小者有水旱之灾,大者有乱国之象。于是文景二帝,上承天意,下养万民,今年劝农桑,明年减田租,深得民心,社会祥和。这两年因彗星时而出现于东,时而出现于西,这也是上天示警,应当效法文景恭俭爱民。孟子说:“民为重,君为轻。”《书经》说:“了解人民的意愿就是了解上帝的意愿;听了人民的意见就是听取上帝的意见。”故做君主的,若不求于民而求于天,要想不遭天灾是不可能的。

  以上六点归纳起来也就是修德、用贤、爱民三者而已,这是治本。本立则纲纪可张,法度可立,国家可治;否则会爱恶相攻,善恶相仇,生民不免陷于水火之中,这样要想国泰民安是万万不可能的。

  其四,古代圣君首推尧、舜,贤臣首推稷、契,他们上承天心,下养万民,教民种植五谷,使人民生活过得好,教民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民心善。后世君王就应该这样,若行此道,必然是人民富裕,兵马强壮,人才济济,国家繁荣。今则不然,国家只知搜括民财而不知教民生财,只知防人之欺而不知教人为善,只怕法令难行而不想想法令无地可行。如果对农民大加优待,不去侵害他们,使游手好闲之人回乡务农,十年之后,仓库储粮之多,非今日可比。自大都会到州县广设学校,从皇子到平民子弟都入学读书,明白父子君臣之义,学会从洒扫应对到治国平天下本领,十年之后,上下君臣父子关系之协调,又非今日可比。孟子说“: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我敢于冒昧向陛下讲这些,是学孟子。

  其五,天下之所以安定,在于民心安定,民心安定就是士农工商各安其业,这就要求治国治民者小心谨慎,言而有信,取天下与守天下是不相同,前者靠勇敢,后者靠信义,各有其宜,君王必须明白这些。在处理国事时,须先慎重考虑,然后做出决定。这就要求极力克制自己一时的喜怒情绪,因为无论是先喜后怒还是先怒后喜,都会导致决策不当或多变更,失去人民的信任。周幽王无道,不克制自己喜怒无常的情绪,失掉人民信任,以致亡国。当今皇上既不是像周幽王那样,又何苦造成人之不信。

  世祖皇帝见此奏议,大加称赞,并且一一采纳。许衡平时奏议很多,但不留底稿,留传下来的仅此一件。至元四年因病归怀庆休养,第二年又被召回,其奏疏仍秘而不传。

  至元六年,世祖命他与太常卿徐世隆制定朝廷礼仪制度,与太保刘秉忠、左丞张文谦立定官制。许衡参考历代官制体系,减去一些临时增设机构和旁设机构,于第二年上奏。其中涉及到一些贵族的利益,有人劝他不要改变旧有政治体制。许衡说:“我所论的是国家的体制,与个人无关。”这意见得到世祖赞同。不久,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统领尚书省及六部,权势很大,一些大臣阿谀奉承。而衡与之争议,坚持原则从不让步。不久任命阿合马的儿子为枢密佥院官,别人都附合,唯独许衡不同意,对皇帝说“:国家大权在于兵、民、财三个方面,今阿合马掌管民、财,其子又掌管兵权,这不行。”以后许衡随世祖到上京时,又列举阿合马专权欺上,损国害民的许多事情,但未上报给皇帝。衡因此称病,请求不参与国家机务大事。

  世祖早有立太学的打算,至元八年(1271),任命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并亲自挑选蒙古子弟交许衡教育,许衡请求征调其弟子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火敦、孙安、刘安中等十二人为伴读。这些蒙古子弟年幼,衡爱之如其子,待之如成人,严之若君臣,除熟读诗书外,还演习各种礼仪。这些学生尊师敬业,均知三纲五常为人之道。至元十年,因权臣破坏中国传统的制度,致使学生缺粮,许衡请求辞职返回怀庆故里,翰林学士王磐对世祖说:“衡教人有方,诸生学后可以从政,这是国家大体,不要让他辞去。”但由于窦默为衡恳求,还是让衡还乡去了,以赞善王恂代管太学的事。刘秉忠等奏请以耶律有尚、苏郁、白栋等为助教,保持原许衡所制定的教学规矩。皇帝同意了。

  国家自取得中原后,采行金朝的《大明历》,但该历法不精确,世祖于至元十三年诏令王恂制定新历。恂认为一般历家只知历数不知历理,奏请许衡回京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来主持太史院事。许衡与太史令郭守敬等合作,研制新观象仪,经细密观测,参照旧有历法,剔除其中错误,于至元十七年(1280),制成新历,赐名曰《授时历》颁行天下。

  至元十七年六月,许衡因病请归怀庆休养。至元十八年(1281)病情危急,不久逝世,时年七十三岁。怀庆人无论贵贱长幼皆为之恸哭。四方学士闻讣,有从数千里赶来祭奠者。

  许衡善教,言语温和,故无论贵贱都愿拜他为师。他因材施教,凡受其教育的人终身不忘。大德元年(1297),赠荣禄大夫、司徒,谥“文正”。至大二年(1309)加“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封魏国公。皇庆二年(1313),诏与孔子一道受祭祀于庙廷。延..初,又诏立书院于京兆,以祭祀许衡,并赐田做祭祀的经费,书院名“鲁斋书院”,鲁为许衡居魏时的书斋名。

  窦默字子声,初名杰,字汉卿,广平肥乡人。幼好读书,志向坚定。蒙古军伐金,默被俘。同时被俘者三十人,皆被杀,只有窦默逃脱返乡。家为战乱破坏,母亲尚在,惊恐之余,母子二人均得病,母亲病亡,他带病葬母。蒙军再来,他南逃渡过黄河,依靠母舅吴氏为生。医生王翁把女儿许配他为妻,让他学医。后转至蔡州,遇名医李浩,授他铜人针法。金哀宗迁都蔡州,默怕蒙兵来此,奔往德安。孝感县令谢宪子,把程颐、程颢讲理性之书授与他,窦默读后认为他过去读书谈不上是学习,真正的学习是从此书开始。恰逢中书杨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释之士,默因此北归,隐居于大名,与姚枢、许衡朝暮讲习讨论,以至废寝忘食。其后又回到肥乡,以儒家学说教授学生,从此知名于世。

  世祖即位前在王府时,遣人召请他,窦默更姓易名隐居不出。使者令其友人先去求见,自己装作平民随其后,默不得已而受命。至王府后,世祖问他治世之道,默首先讲三纲五常。又说:“帝王之道,在诚意正心,心既正,则朝廷远近无不敢不正。”世祖一天要召问三次,其回答都合皇帝的心意。从此以后加倍优待,不让他离开左右。世祖又问当今明于治道者有谁,默荐举姚枢,便立即召枢来任用。不久,命皇子真金从窦默学习,赐他玉带钩,并对他说:“这是金朝内府的东西,你是老人,正适于佩戴,使我王子见此物如见我一般。”久后,默请求南还,朝廷命大名、顺德各给田宅,官府常送去衣物。

  世祖即位,召默至上都,问他“:朕欲求像唐朝魏征这样的人,有没有?”默回答说“:敢于冒犯皇上而谏争,刚毅不屈者,要数许衡。论深识远虑,有宰相之才者,要数史天泽。”这时天泽正任汉南宣抚使,立即召回拜为右丞相,任默为翰林侍讲学士。当时初建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颇受重用,默上书道:

  臣侍奉陛下十余年,多次承皇上垂询,听皇上圣训,可见陛下急于求治,无不以利民生、安社稷为目的。过去先帝在位,奸臣擅权,总揽天下财赋,贡进奇货,炫耀豪华,以求皇上之欢心。暗结朋党、离间骨肉关系者,都是这帮人。这些人当权,陛下就不能实现安邦利民之初衷,而陛下怀救世愿望已有多年了。

  今陛下上顺天意下应民心,继承皇位,天下百姓莫不欢欣鼓舞,切望盛世。然治理好天下,必须用正人君子。那些夸夸其谈急功近利的小人,必不能奠定国家基础,必不能为子孙做长远打算。讨好献殷勤以求取得宠信的人,若不让他们实现其愿望,那就好了。这种人无论进退都在揣摩皇上的心思,以利害来打动人主之意念,其目的无他,在排斥贤人,独揽政权而已,都是战国时期的苏秦、张仪之流,切望陛下明查。还望陛下务选公正严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则是天下百姓最大幸运了。

  有一天,窦默与王鹗、姚枢都在帝前斥责王文统,说:“此人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坑害天下。”世祖问:“谁可为相?”窦默说:“以臣看来,只有许衡。”世祖不高兴。王文统十分忌恨窦默,奏请任他为太子太傅。默辞谢道“:太子之位尚未确立,臣不敢先受太傅之名。”因而还是任命他为翰林侍讲学士,详见《许衡传》。默称病请求回归家乡。不久,王文统被诛,世祖回忆窦默的话,对左右近臣道:“往日说王文统不可用的,只有窦汉卿一人。如果还有一二说这话,朕难道会不加考虑吗?”将窦默召回,在京师赐建上等房舍,命官府每月供给俸禄,国家大政必定去征求他的意见。

  默与王磐等奏请设两翰林院:其一专掌蒙古文字,以翰林学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管其事;其二为翰林兼国史院,仍旧纂修国史,执掌皇帝的诏令,做皇帝顾问,以翰林学士承旨兼修《起居注》的和礼霍孙主持其事。世祖同意照办。默又上言“:三代之所以风俗淳厚,国运长久者,皆是设立学校培养人材所致。今应建学聘师,广选贵族子弟进行教育,作为树立良好风俗的根本。”世祖采纳。默曾与刘秉忠、姚枢、刘肃、商挺侍奉于皇帝之前,默上言道:“君有过错,臣当直言,表示同意或不同意,这是自古就提倡的。今则不然,君说可,臣也以为可,君说不可,臣也说不可,这不是好的政风。”第二天,又侍奉世祖于幄殿,有一猎人失一鹘,世祖大怒,有个侍臣从旁也说此人应加罪惩处。世祖讨厌这侍臣的迎合,命施以杖刑,而释猎人不问,退朝之后,秉忠等祝贺窦默:“非公以诚对待皇上,怎能使皇上有如此之清醒。”

  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公卿皆来祝寿。世祖很有感慨地说:“这样的贤才,如能请上帝让他年轻几岁,使他们留朕左右共治天下该多好。可惜他现已老了!”默既年老,不就职任事,世祖多次派宦官赐珍宝及各种器物去慰问。至元十七年(1280),加昭文馆大学士,享年八十五岁而卒。世祖深为哀悼,厚赐丧事费,皇太子也给丧葬费钞二千贯,命护送归葬肥乡。

  默为人乐观,平时不曾评论别人,与人相处,和颜悦色。在议论国家大事时,却当面争持,人们说西汉汲黯也超不过他。世祖曾对侍臣们说:“朕求贤三十年,只得到窦汉卿及李俊民二人。”又说:“如窦汉卿之心与姚公茂(枢)之才合而为一,真可说是全人了。”后累赠太师,封魏国公,谥“文正”。

参考资料:

1、 佚名.道客巴巴.http://www.doc88.com/p-0923765199850.html
    

《元史》是系统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明朝初年,由宋濂(1310~1381年)、王祎(1321~1373年)主编。全书二百一十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记述了从蒙古族兴起到元朝建立和灭亡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