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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译文

作者:佚名

钱唐,字惟明,象山人。他博学敦行。洪武元年(1368),举明经。对策甚合圣旨,被特授予刑部尚书。二年诏令孔庙的春秋释奠,只在曲阜举行,天下就不必通祀。钱唐进宫上疏曰“: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所以,天下应该通祀孔子,根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也上疏说“:古今祀典,唯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的百姓没有社稷、三皇就没法生存,没有孔子之道则国不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人,然而对三纲五常之道发扬光大,记载于经典,百王效法,传至万世,使世代传递而人不堕落,这是孔子的力量。孔子因道设教,天下都祭祀他,不是祭祀他这个人,而是祭祀他的教和道。现在让天下之人,读他的书,从他的教,行他的道,但又不得举祀,这不是维系人心、扶植世教之举。”然而这些都没被太祖采纳。很久以后,还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太祖曾阅读《孟子》,看到“草芥”、“寇仇”之说,说这都不是臣子所适宜讲的,建议免去他的配享,诏令如有进谏者以大不敬论处。钱唐抗疏进谏说:“我为孟轲而死,虽死犹荣。”当时,廷臣无不为他担心。太祖鉴于他的诚恳没有问罪。孟子的配享也得以恢复。然而终于命儒臣编修了《孟子节文》。

  钱唐为人强直。曾受命宣讲《虞书》,钱唐站立着宣讲。有人说钱唐粗鲁而不知君臣之礼,钱唐正色说:“以古圣帝之道,对皇上陈奏,不跪不为犯上。”又曾上谏宫中不宜张贴武后图。违背了圣旨,在午门外罚罪。太祖怒消,赐给他食物,即命令撤下图画。不久,钱唐被贬至寿州,去世。

  韩宜可,字伯时,浙江山阴人。元朝至正年间,行御史台征召其为属官,没有应征。洪武初年,举荐授予山阴教谕,转任楚府录事。不久提升为监察御史,弹劾不回避权贵。当时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正得宠于皇上,曾侍坐,从容燕语。韩宜可直往前去,出示怀中弹文,弹劾他们三人险恶又好似忠臣,奸佞又好似正直,恃功怙宠,内怀反侧,擢置台端,擅作福威,请求斩首以谢天下。太祖大怒说:“快口御史,胆敢排陷大臣啊!”命投入锦衣卫狱中,不久得以释放。

  九年(1376)出任陕西按察司佥事。当时官吏犯罪的,笞刑以上都贬至凤阳屯田,数以万计。宜可上疏争辩说:“刑律禁止淫慝,一民犯罪,应视其情节轻重,犯罪是因公,还是因私,以及罪行的大小。现全部命他们谪屯,这对小人而言便宜了他们,对君子而言则害了他们,请求区别对待以平衡众心。”这一建议得到太祖的认可。不久,入朝京师,遇上皇上赏赐籍没入官的男女给各衙门官吏,唯独宜可不接受。并极力辩说“:罪人不为奴,这是古代的制度。犯罪随意株连,这是法制泛滥。何况男女,人之大伦,婚姻逾时,尚伤和气。合门连坐,怎么能与圣朝相适宜?”太祖认为这是对的。后犯罪行将受刑,太祖亲临谨身殿讯问,得以释免。又上奏二十多件事,都得以认可。不久,辞官归乡。不久,又征召他入京。命撰写祭祀钟山、大江的祭文,晓谕日本、征讨乌蛮檄文,皆称圣意,特授山西右布政使。不久因事安置于云南。惠帝即位,检讨陈性善举荐,起任为云南参政,入宫任命为左副都御史,死于官任上,当天夜晚,大星陨落了,战马惊嘶,人们说宜可魂归西天了。

  萧岐,字尚仁,泰和人。五岁时就成了孤儿,事奉祖父母以孝顺闻名。有司多次举荐而不就。洪武十七年(1384),诏令征召贤良,强制起用他。他上十便书,大意是说皇上的刑罚过重,讦告风炽,请求禁止实对以杜绝诬告,依法定刑,以忠实诏令,奏章长达万余言。皇上召见他,授予潭王府长史。极力推辞。违忤圣旨,贬为云南楚雄训导。萧岐当天即前往,皇上派快骑追回他。一年后,改授陕西平凉,一年后辞官。朝廷再次征召他,令与钱宰等人考定书传,赐给币钞,赏赐驿马归乡。他曾编辑了《五经要义》,又取《刑统八韵赋》,引用律令作解,二者合而为一集。他曾说“:天下的理本为一体,违背道的就必定走入歧途。我把二书合而为一,使读者能有所反省。”学者称他为正固先生。

  当时,太祖的治理十分刚严,使中外深感凛凛,奉法救过毫不宽恕,而萧岐上书切中时弊,言语耿直,太祖并不以为忤逆。这以后因提建议而破格提拔的,还有门克新。

  冯坚,不知何许人,为南丰典史。洪武二十四年(1391),上书谈九件事。一为养圣躬。请求皇上清心省事,不干涉具体事务,给百姓造福。二为择老成。

  诸王年方壮盛,左右的辅佐之臣,就要挑选老成的大臣担任王官,如有正直的建议,对治国有利。三为攘要荒。请求务农讲武,在边疆屯戍,以防备不测。四为励有司。请求任用廉正谨守之士,任以重职,甄别属吏,具实奏报而予以黜陟,这样可使官吏勇于自治。五为褒祀典。请求敕令有司收集历代忠烈诸臣,追加封谥,使浇薄之俗有所兴劝。六为省宦寺。晨夕密迩,他们的话容易听得进,养成祸患而自己却不知道。请求裁减冗员,可以杜绝异日陵替之弊。七为易边将。授予兵权,他们长久身处边疆,多有纵佚。请求随时调动,每年调防,不使他们长久身居一职。不仅仅为了保全勋臣,而实质上可以防止战将骄横、士兵懒惰,造成轻内重外的局面。八为访吏治。廉洁、干练之才,有的被上官和僚吏所忌妒,上级不加以考察,这不是激励官吏之道。请求广布耳目,访察廉贪,以明黜陟。九为增关防。诸司以帖委任胥吏,但不加以督促,动辄加以瞂击,祸害百姓。请求增设勘合以付诸司,让他们填写差遣,事情完了交报,这样所司就不敢轻易危害百姓,而庶政也不至于荒废。奏书上后,太祖嘉奖他,称赞他知时务、达事变。又对侍臣说“:冯坚所说的唯独调防边将一事,有点不妥。边将多次调换,则兵力勇怯,敌情出没,山川地形,不可能完全熟悉。倘若有赵充国、班超之类的大将,又为什么一定要经常调换呢?”于是命吏部提升冯坚为左佥都御史。在都察院颇持大体。第二年,死于任上。

  茹太素,泽州人。洪武三年(1370)的乡试举人。上书合于皇上心意,被授予监察御史官职。六年,提升为四川按察使,以公平著称。七年五月应召为刑部侍郎。他向皇上写信说“:中书省里里外外共有百余个官署,都接受御史、按察使的监督,但御史台却没有定期考核,应该命令守院御史一体考核。磨勘司官员数量太少,难以胜任检查全国钱粮的任务,请求增加官员若干员,各分为不同的科目。在外省卫,凡讨论军队和老百姓的事务,大家意见有分歧,致使事情一直拖延。请求选用按察司一人负责纠正。”皇帝完全采纳了他的意见。第二年,因受到牵连,降职刑部主事,他又陈述时事,达数万言。太祖命令中书郎王敏读给他听。其中说,几年来有才能的人,一百人中难得有一、二人幸存,当今任职的官吏都是迂腐文人和无能官吏。其中有很多忤逆和触犯皇上的话语。皇帝大怒,召见茹太素当面责问,并在朝廷上杖打。第二天傍晚,皇上再次在宫中令人朗读茹太素的信,从中体悟到了四条可行的建议,于是感叹说:“当皇帝难,做臣子也不容易。我之所以要求臣子直言,是希望他们能切中事理。文辞写得太多,便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茹太素所呈意见,其实只要五百字就够了。”因而下令中书制订上奏的格式,杜绝大臣呈述奏文繁琐冗长。同时摘抄茹太素上奏中可行的有关条文下发到有关部门。皇上亲自在前面作序,颁发朝廷内外。

  十年(1377),茹太素同官曾秉正先后担任参政,茹太素前往浙江。后皇上以侍奉父母恩准他还乡。十六年,茹太素应召为刑部试郎中,一个月后,晋升为都察院佥都御史,后又降职为翰林院检讨。十八年九月,晋升为户部尚书。

  茹太素刚正不阿,几次濒于治罪,皇上都宽容他。有一天,皇上在便殿设宴,恩赐茹太素喝酒,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叩头称是,即而续韵对答说:“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皇上闻此十分伤感。没多久,茹太素降职为御史。后因陷害詹徽之事牵连,茹太素和同官十二人都被送进监狱治罪。后来茹太素因有罪被处死。

  李仕鲁,字宗孔,濮州人。他少年聪颖、好学,足不出户达三年之久。听说鄱阳朱公迁得到宋代朱熹的传记,就前往他处,学习朱熹的学说。太祖因此得知了仕鲁的姓名。洪武年间,诏令访求精于朱氏学说的学者,有司举荐李仕鲁,李仕鲁入宫拜见皇上,太祖高兴地说:“我找你已很久了,今日得见,相见恨晚。”任命他为黄州同知,并说:“我姑且用民事来考核你,不久我会征召你的。”当年,仕鲁的政绩显著。十四年(1381),任命他为大理寺卿。

  太祖自登基后,就十分热衷于释氏之教,诏令征召东南戒德僧,多次于蒋山举行法会,应对称旨者动辄就得到金衤阑袈裟衣的赏赐,并召入禁中,赐坐并与其讲论。吴印、华克勤等人都得以提拔为大官,并把他们作为耳目。因此,他们横行霸道,谗毁大臣。全朝都没人敢说,唯独仕鲁和给事中陈汶辉相继争辩。汶辉上疏说“:古帝王以来,没有听说过缙绅缁流,杂居同事,可以相济的。现功勋元老都在考虑辞去官职,而缁流忄佥夫又乘机进谗言挑拨。如刘基、徐达受到怀疑,李善长、周德兴遭到诽谤,这和萧何、韩信遭受的猜疑又相差多远呢?希望陛下于股肱心膂,全部任用德行好、有才能的人,则天下的太平可以永保。”太祖没有采纳。诸僧怙宠,请求为释氏创立职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为僧录司,设立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职,都提高其品佚。道教也同样对待。度僧尼道士超过万人。

  仕鲁上疏说:“陛下刚刚创业,凡意旨所向都将成为子孙万世的法程,为什么舍弃圣学而崇尚异端呢?”奏章几十次呈上,太祖仍不采纳。

  仕鲁性格刚介,缘起儒学,正想推崇朱氏学说,以排斥佛教为己任。到了他的建议不被采纳以后,就请命于太祖前说“:陛下已深溺于佛教,因而臣子的忠告听不进去了。我归还陛下的笏,请求恩准我弃职回家。”太祖大怒,命武士把他抓起来,立即处死于阶下。

  叶伯巨,字居升,宁海人。以国子生的身份被授予平遥训导。洪武九年(1376),星变,诏令希求直言,伯巨上书,大致是说:

  “我观察当今之事,太过者有三: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

  “先王的制度,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能强干弱枝,遏止动乱的根源而崇治本。当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坐地,大概是出于对宋、元孤立,宗室势弱的弊端的考虑。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一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近次于天子之都,拥有充足、强盛的甲兵卫士。我担心几代以后,尾大不掉,然后再削诸王的封地并收回权力,则引起众怨,更有甚者诸王可能会兵起伐主,到那时防范就晚了。或有不同意见的人会说,诸王都是天子的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又怎么会有抗衡之理呢?我认为不是这样。为何不看看汉、晋的历史呢?孝景帝是高帝的孙子,七国的封王都是景帝同祖父兄弟的子孙,然而一旦削他们的分地,则纠集军队向朝廷进攻。晋代的诸王,都是武帝的亲生子孙,易世之后,相互倾轧,于是造成了刘、石之患。由此可见,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就十分明确了。此臣所以为太过者。昔日贾谊劝说汉文帝,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子孙。假如文帝早采纳贾谊的建议,则必定无七国之祸。希望在诸王巩固统治之前,就限制其都邑的规模,减少其卫兵之数,限制他的疆界,此也可用以分封诸王之子孙。制度一制定,然后对诸王中有贤德、才华的召入任为辅相。其余的世代为藩屏,与朝廷共一体。割舍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除叛乱而安定国家,无不从此着手。

  “我又观察历代开国之君,无一不以任德结民心,以任刑而失民心的。国运长短,都由此决定。古代的圣贤废除了死刑,天子撤乐减膳,确是因天生百姓,而设立官吏,本意是使百姓生存,不是想他们死。不幸有不听教化者犯罪,不得已而动用刑罚。持不同意见的人说,宋、元中叶,专事姑息,赏罚无章,以致灭亡。皇上吸取教训,所以制定了严厉的刑法,权衡神变之法,使人知道害怕而注意自己的行为。我又以为不然。开国之主垂范百世,一动一静,必使子孙有所持守。况且刑罚,关系着人民的生命,怎能不慎重呢?笞、杖、徒、流、死刑,是当今的五种刑罚。用此五刑,既无假贷,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际,大多是圣上的旨意。于是迫使掌管刑律的官吏务必趋附圣上的旨意,揣摸好的功劳就大,不合圣意的就得以犯罪,想寻求法律的公平,难道很容易吗?近者特旨,杂犯死罪免死充军,又删定旧律诸则,减宥有差。然而没听说有戒敕治狱者务从平恕之条,这是法司因循了故例。虽闻宽宥之名,未见宽宥之实。所谓实者,诚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所以必有罪疑惟轻之意,而后好生之德治于民心,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怎么明察其所以然呢?古代为士者,以登仕为荣,以罢职为辱。当今做官的,以默默无闻为福,以犯错误没受追究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当初,朝廷取天下之士,四外张罗,务求遗漏,有司敦迫他们上道,就像捕捉重囚一般。到了京师,又多以貌任官,所学非所用,所用又非所学。担任官职后,一有差错,虽幸免杀戮,则必然在屯田工役之列。习以为常,不少顾惜,这难道是陛下乐意这么做的吗?诚然,这样的做的目的是希望人们惧怕而不敢犯。我观察这几年以来,诛杀可以说是不少的,而犯者却接踵而至。原因是激劝不明,善恶无区别,议贤议能之法已废除,人不自励,而为善者则厌倦了。有人如此,廉洁得如夷、齐,智慧又如良、平,很少受到法律追究,皇上能弃短取长使用他吗?或者是舍其所长、苛求所短而置之于法呢?如果取其长而舍其短,则中庸之材争自奋于廉智。倘若苛求其短而弃其长,则为善之人都会说某某如此廉洁,某某有如此高的智慧,以此来得到朝廷的宽恕,我辈又岂有安身之地呢!致使朝不谋夕,弃其廉耻,用苛捐杂税剥削人民,以预备屯田工役的资产,大都如此。这是非用刑之烦吗?汉朝曾把大族迁徙至山陵,但没有听说把他们作为罪人。当今的凤阳,本是皇陵所在,龙兴之地,但全部住的是罪人,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这完全不是恭承宗庙之意。

  “强敌在前,则扬精鼓锐,攻之必克,擒之必获,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今敌人在山谷中流窜,用计策攻敌,或许还能消灭。但动用重兵,敌人就会惊散,进入不可寻踪之地。追捕数年,黔驴技穷,只好归咎于新附户籍的百姓,而把他们迁徙到远方,遥遥数千里,使他们不得安居,鸡犬不宁。况且新附之众,归顺时已移流他所,朝廷允许他们复业。于今已附籍了,而又要再次迁徙,这是法令失信于民。户口兴盛了,而后田地得以开垦,赋税得以增加。今责令守令每年增加户口,也正是为此目的。近者已纳税粮之家,虽承旨分释还家,但心却十分不安。已起户口,虽蒙怜恤,而犹见留开封祗候,讹言惊动,不知所出。何况太原诸郡,正是边境所在,民心如此,这绝对不是安边之计。我希望从今以后,朝廷应存大体,赦免小过,明诏天下,修举‘八议’之法,严禁深刻之吏。断案公平的应越级提拔,残酷裒敛者罢免。凤阳屯田之制,被留居屯种的,听凭他们耕种起科。已起户口的,被留在开封的,全部释放令他们复业。如此则足以升高皇上的好生之德,树国祚长久之福,而使百姓自安,天变自消。

  “古代的周朝自文、武王到成、康王,教化大行,汉朝自高帝到文、景帝才称得上富庶。天下的大治,气化的转移,人心的趋向,这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今国家纪元,九年于兹,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纪纲大正,法令修明,可以说天下大治了。而陛下切切以民俗浇漓,人不知道害怕,制定了法令,邪恶也就产生了,奸诈产生了。所以,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天才提拔的,今日却被杀的有之。致使命令下达后不久又更改,已经赦免了又收回,天下臣民无处适从。我认为天下趋向大治,就如坚冰的融化。冰的融化,不是太阳照射突然致使的,而是阳气发生土脉微动,然后才使坚冰得以融化。圣人治理天下,也用同样的道理。用刑威振,用礼疏导,给百姓以仁义,而后其化熙熙。孔子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这不是一句空话。

  “访求治国之道,不如先正风俗。正风俗之道,不如先于守令知所务。使守令知所务,不如先于风宪知所重。使风宪知所重,不如先于朝廷知所尚。古郡守县令,都以正派做部下的表率,以善疏导百姓,使化成俗美。征赋期会狱讼簿书,是巩固它的末。当今的守令以户口、钱粮、狱讼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被视为虚文而置之高阁,这又将如何教养百姓呢?以农桑为例,春天州县下发一白帖,里甲回报一文状,守令不曾亲自过问种艺次第、旱涝戒备之道。又如学校,廪膳诸生,国家资之用以培养人才的地方。当今四方师生,缺员很多,即使满员,守令也很少以礼让之实,做其成器者。朝廷对社学十分迫切,多次登记师生姓名和他们所学习的功课。令社镇城郭,置立门牌,僻远的山村实徒存虚名,守令不过登记在案,备照刷而已。上面的官吏分部检查,也因循过去的常规,依据纸上的照刷,未曾巡行视察。兴废之实,上下都视为虚文。百姓不知孝弟忠信是何物,而礼义廉耻就扫地了。风纪之司,是用来代朝廷宣导德化,访察善恶的。诉讼断案是它主要的一件职责。当今专门以诉讼为重。忠臣孝子义夫节妇,都被视为末节而不暇举,所谓的宣导风化又在什么地方呢?只知道铲除一赃吏,审理完一件案子为治,而不知劝民成俗,使百姓接近善而远离罪,这才是大治的根本。这是守令没有掌握轻重的过失。

  “《王制》把乡秀士升于司徒的说成选士,司徒把秀士而升于太学的说成俊士,大乐正把造士之秀升之司马的说成进士,司马考察官才,考察好后再任命,任命以后再给爵位。考察如此详细。所以成周得到人才,十分强盛。当今使天下诸生考于礼部,升于太学,历练众职,任之以事,可以清洗历代举选的陋习,可以效法成周。对于升入太学的,经过几个月,就选为官,或委任到民社。我担心这样的人不熟悉时务,也不熟悉朝廷的礼法,根本不能宣导德化,对上违背国政,对下危害百姓。开国以来,选举秀才可以说为数不少,所委任的名位不为不重,而今数一数,在任的又有多少?我担心后人观察今天,就如今天观察过去一样,当年所举之人,岂不深可痛惜吗?这都是臣子所为,求治太速的过失!

  “过去宋朝拥有天下三百多年。开国之初,用礼义教化百姓,当国家强盛时,闾阎里巷都有忠厚之风尚,甚至羞于谈论人的过失。到了末年,忠臣义士视死如归,妇人女子以被污辱为羞耻,这都是教化的结果。元朝的根本不立,破坏了礼义、廉耻。不过数十年,弃城降敌者不可胜数。就连老儒硕臣也甘心屈辱,这是礼义廉耻不振的弊病。遗风流俗至今仍没有革除,这也不足为怪了。我认为不如敦促仁义,崇尚廉耻,守令的职责是以农桑学校为急,风宪则责其先教化、审法律,以平狱缓刑为急。如此则德泽下流,求治之道就可以得到。郡邑诸生升于太学者,必须令在学肄业,或者三年,或者五年,要求他们精通一经,兼学一艺,然后入选为官,或者宿卫,或者办事,以此观察公卿大夫之能,而后委任政务,则其学识兼懋,就几乎不做错什么。并且使他知道禄位都是天之禄位,而且可以杜绝觊觎之心。治道得到以后,陛下就可以端拱穆清,待以数月,则阴阳调而风雨及时,诸福吉祥没有不来的,又何愁天变不消呢?”

  奏章陈上,太祖大怒说:“小子离间我骨肉,赶快抓来,我要亲手杀了他。”叶伯巨被带来后,丞相乘太祖高兴时上奏,伯巨被投入刑部的监狱,最终死在狱中。

  最初,伯巨准备上书时,就对他朋友说“:当今天下只有三件事令人忧患,有二件事容易见到但祸患来得迟,有一件事难以见到,但祸患来得迅速。纵无明诏,我还将上书,何况访求言论呢!”他的大意是指的分封。然而当时的诸王只建藩号,未曾裂土,不完全像伯巨所说的。到了洪武末年,燕王屡次奉命出塞,势力才开始强大。后因削夺而举兵,于是夺取天下,人们称伯巨有先见之明。

  郑士利,字好义,宁海人。兄长士元,刚直有才学,由进士历官至湖广按察使佥事。荆、襄的士兵乘乱掠夺妇女,官吏不敢追问,郑士元立即言告将领,归还士兵所掠。安陆有冤案,御史台已经审判定罪,士元上奏,冤案得以平反。会考校钱谷册书,空印事件被发觉,凡主印者处以死刑,佐贰以下榜一百,戍守边疆。士元也因此入监牢。

  当时太祖十分恼怒,认为这是欺罔行为,丞相御史没人敢进谏,士利叹道:“皇上不知,把空印定为大罪。诚得人言之,皇上圣明,哪有不省悟的?”遇上星变访求进言。士利说“:可以。”既而宣读诏令,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说:“我想所说的,是天子杀害无罪的人。我兄不是主印者,应当出狱。需等我兄受杖击出狱后我再说,就是杀头也不怨恨。”

  士元出狱后,士利于是作书数千言,谈了好几件事,而对于空印事件谈得十分详细,他说:“陛下想重重地处罚持空印者,恐怕奸吏挟持空印纸,为文移以虞害万民。文移必须完全印好。今考较书策,较理想的是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可比。即使得到,也不能通行,更何况不能得到呢?钱谷的数量,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悬决,至部乃定。省府距离户部较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所以先印而后书,这是权宜之计,由来已久,又何以重罪。况且国家立法,一定得先明示天下,此后犯法的,是故意犯罪。自立国至今,未曾有空印之法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又怎么能使受诛者无词?朝廷求贤士,置庶位,得到他们十分艰难。位至郡守,都是数十年的成就。通达廉明之士,不是草菅,可以割了而后又长。陛下又为什么对不足以判罪的判罪,而折损有用之才呢?我为陛下感到惋惜。”

  奏章写成,士利闭门哭泣数日。他的侄儿问他“:叔叔为什么悲痛?”士利回答说“:我有奏章将要呈上,触犯天子发怒就一定会深罹其祸。然而杀了我却能使数百人得以活命,我又有什么可以怨恨的呢?”于是上奏。太祖看了奏章,大怒,下令丞相御史讯问,追究使者。士利笑道“:看了我的奏章是否有用?我为了国家而谈事。自己感觉必死无疑,谁又为我设想了呢?”案件审理完毕,和士元一道输作江浦,而空印者大多没有得到赦免。

  周敬心,山东人,是太学生。洪武二十五年(1392)诏令访求通晓历数者,敬心上疏进谏,谈及时政数事。大略为:

  “我听说国祚长短,在于德的厚薄,不在于历数。三代久矣,三代而下,朝代最长的莫过是汉、唐、宋,最短的莫过是秦、隋、五代,长久是因为有道,短命是因为无道。陛下膺天眷命,救乱诛暴,然而神武威断有余,宽大忠厚则不足。陛下如果效法两汉的宽大,唐、宋的忠厚,讲三代所以有道之长,则帝王之运可以传至万世,又何必问诸小道之人呢?

  “我又听说陛下连年远征,北出沙漠,为的是为国玺失传而雪耻。当年楚平王时,雕琢卞和之玉,到了秦代才命名为玺,历代相传至后唐。治乱兴废,都不在此。石敬瑭叛乱,潞王携玉玺自焚,则秦玉玺确实毁灭了。敬瑭进入洛阳,更换了玉制,晋朝灭亡,进了辽朝,辽朝灭亡把玉玺遗失于桑干河。元世祖时,札剌尔捕鱼而得到玉玺。当今元人所拿的,是石氏玉玺。当年三代不知有玺,仁为玺,所以说:‘圣人大宝曰位,怎么守位为仁。’陛下为什么忽视天下的大玺,而求汉、唐、宋的小玺呢?

  “当今力役过烦,赋敛过重,教化薄而民不悦,法度严而百姓不依从。当年汲黯对武帝说:‘陛下对内多欲,对外施仁义,又怎么能效仿唐、虞之治呢?’当今希望国家富强,兵力强大,城池高深,宫室壮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于是穷兵黩武,广籍资财,征伐不休,营造无限,如此这样又怎么能大治呢?我观察到洪武四年(1371),任用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惟庸余党,十九年逮捕多年危害百姓的官吏,二十三年对妄言者判罪,对官民大开杀戒,不分良莠。他们当中难道没有忠臣烈士善人君子吗?由此可以看出陛下薄德而任刑。水旱连年,难道没有原因?”言辞激切。上报皇上。

  王朴,同州人。洪武十八年(1385)的进士。原名权,太祖为他改的名。任命为吏科给事中,因直谏忤逆了圣旨而罢官。不久起任为御史,陈奏时事几千言。他性格耿直,多次与太祖争辩是非,不肯屈服。一天,遇事争论十分激烈。太祖大怒,命令杀他。到了刑场,又被召回,对他说:“你更改观点了吗?”王朴回答说“:陛下不认为我不肖,提拔我担任御史,又为什么把我摧辱至此呢?我没有犯罪,又怎么要杀头呢?我犯了罪,又怎么能让我活着呢?我今日宁愿去死。”太祖大怒,下令行刑。路过史馆,王朴大呼道“:学士刘三吾记载:某年月日,皇帝杀害无罪御史王朴!”终被杀害。太祖撰写《大诰》,说他诽谤,还列举他的名字。

参考资料:

1、 佚名.道客巴巴.http://www.doc88.com/p-9671900034457.html
    

《明史》是二十四史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明史》虽有一些曲笔隐讳之处,但仍得到后世史家广泛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