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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史之风

作者:佚名

从梁、陈二书中,可以看到姚思廉治史的优点和不足。

注重史料价值

  《梁书》56卷,记载了梁天监元年(502)至陈永定元年(557)共五十六年的历史。《陈书》36卷,记载了陈永定元年至祯明三年(589)共三十三年的历史。这两部书是关于梁、陈二代史的最早的较完备记载。思廉注重史书的史料价值,注意对史料博采善择。二史对比,关于梁史可资参考的著述很多。梁人所著就有:沈约《武帝本纪》14卷,周兴嗣《梁皇帝实录》5卷,鲍行卿《乘舆飞龙记》2卷,萧子显《普通北伐记》5卷,谢吴(或作谢昊、谢炅)《梁书》49卷,萧韶《梁太清纪》10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4卷等①。梁亡后,著梁史的有:许亨《梁史》53卷,姚察《梁书帝纪》7卷,刘璠、何之元各撰《梁典》30卷,阴僧仁《梁撮要》30卷,姚最《梁后略》10卷等。关于陈史可资参考的著述略少,有陆琼《陈书》42卷,赵齐旦《陈王业历》1卷,顾野王、傅縡各撰《陈书》3卷。《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杂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等类,还有不少有关梁、陈史的著述。另外,姚察曾为梁、陈史官,可以接触到梁、陈二代国史,因此,梁、陈国史也是修梁、陈二书的重要依据,在书中有多处显出国史的痕迹。


  梁、陈二书较多地保存了有关农民起义的珍贵史料,如发生在齐的唐■之起义,赵续伯起义,乐宝称、李难当起义,帛养起义,雍道晞起义,程延期起义。发生在梁的焦僧护起义、始兴起义、吴承伯起义、徐道角起义、姚景和起义、会稽起义、鲜于琛起义、李贲起义、刘敬躬起义、王勤宗起义、胡通起义等。

  梁、陈二书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多收录诏册、奏表、书札、文赋,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如《梁书·武帝纪》载大同七年(541)十一月、十二月两诏,透露了梁代社会黑暗、阶级压迫严重的事实。《陈书·章华传》载章华上书,反映陈末严重的社会危机。
《梁书·诸夷传》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和一些外国历史的记载较详,有其有利的客观条件。由于梁、陈时代佛教兴盛,中外僧人往来增多,加之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使人们对外部世界了解加深,思廉所能参据的史料也就相应丰富。
姚氏父子并有文名,为时人所重,思廉对文化亦有特殊的兴趣,梁、陈二书卷数不多,文化史料却颇多。思廉多为学者立传。《梁书》的《儒林》、《文学》两传就为四十二名学者立传,另外《处士》传中也多记学者。《陈书》的《儒林》、《文学》传,也为三十一名学者立传,还有些学者另外立传。著名学者如范缜、锺嵘、刘勰、阮孝绪、裴子野、顾野王、沈约、徐陵等人,都有内容较详的传,他们的事迹及学术成就得以保存。思廉较多地记载了史学史方面的宝贵资料。梁、陈二代较知名的史家都有传,并录其著述,有时略加评论,或注明其著作是否行世。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较快发展。梁、陈二代,佛教极为兴盛,对社会生活影响很大。姚思廉注意到了这一社会现象。他如实记载涉及佛教的史事及重要信佛事例,如《梁书·武帝纪》记述梁武帝数次舍身寺院而又由群臣重金赎回。《陈书·傅縡传》记傅縡笃信佛教,收录其关于佛教的论辩文章《明道论》,长达二千五百余字。《梁书·范缜传》叙范缜“卓越不群而勤学”,“盛称无佛”。与竟陵王萧子良辩论,“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传中收录了《神灭论》这一篇幅较长的哲学史、思想史的珍贵文献。这篇论文对佛教泛滥而造成的蠹俗害政的恶果给予了深刻揭露。“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较形象地刻画了范缜大无畏的战斗者形象。

文风朴实

  梁、陈二书全用散文写成,其语言通晓简练,在唐初“八史”中首屈一指。六朝盛行骈文,唐初行文仍多用骈文。但这时的骈文已失去了它在勃兴时对文化产生的积极作用,表现为专意注重辞藻用典,过分强调音韵对偶。这种形式主义文风往往影响思想内容的表达,颠倒了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主从关系。就史书而言,唐以前的《宋书》、《南齐书》,叙事及论赞时用骈文。贞观年间所修《晋书》,其论赞仍喜用骈文。唐太宗亲撰的四篇史论即用骈文写成。可见唐初仍有崇尚骈文的风气。但姚思廉坚决抛弃以骈文写史的做法,代之以朴实、准确的散文。清人赵翼对《梁书》的散文大加称赞:“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这一见解是非常正确的,一般学者都认为韩愈是唐宋古文运动发起者,但韩愈(768—824)为中唐人,而姚氏父子在梁至初唐之际,就以实际行动开拓古文运动了。

  姚思廉仿司马迁笔法,常常引用当时口语,既能反映时代特点,又能使文字活泼通俗。如《梁书·侯景传》记僧通与侯景对话:“僧通取肉揾盐以进景。问曰:‘好不?’景答:‘所恨太咸。’僧通曰:‘不咸则烂臭。’”思廉运用语言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使人物语言个性化。符合人物特定的身份、经历、环境,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如《梁书·曹景宗传》中曹景宗的一段自白就很自然、生动。思廉还在梁、陈二书中经常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对文风的见解,如在《梁书·简文帝纪》、《梁书·裴子野传》、《陈书·蔡景历传》、《陈书·江总传》等,都推崇古文,批评浮艳文风。

叙事简严

  思廉叙事不好铺张,行文简洁。他不轻信奇闻异事,不好采琐事入史。李延寿和姚思廉同在史局,思廉地位又高于延寿,一般说来延寿所见之修史资料,思廉也能够见到。但延寿作史多采入琐言碎事和神鬼怪异事,而思廉不采或极少采,可见二人识见之差别导致史笔之异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一连举二十余例说明《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

  但是,这两部书在编纂上也有一些缺陷和不足。其一是隐讳,如《梁书·敬帝纪》和《陈书·刘师知传》都不载陈武帝指使刘师知害敬帝事。其二是文饰,在叙及梁代齐、陈代梁史事时,在帝纪中长篇累牍地照录加九锡文、禅位诏、策、玺书等虚伪的文字,也有作人情佳传现象。另外,《梁书》不为萧詧立传,使后梁事失载,是一大缺陷。思廉还不重视科技,甚至在为父姚察作传时隐讳其祖父姚僧垣以医术知名。梁、陈二代科技方面史实记载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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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思廉
    姚思廉(557—637),字简之,一说名简,字思廉,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唐朝初期史学家。约生于梁末陈初,在八十岁左右去世。世居吴兴(今浙江湖州)。他随父姚察在陈朝灭亡后到隋朝做官,迁至北方,故两《唐书》中《姚思廉传》称其为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祖父姚僧垣“少好文史”,还“医术高妙,为当世所推”。曾多次治愈皇帝和王公大臣的疑难病症,得到赏赐颇多。名声也越来越大,以至于边地和外域都前来求医。僧垣“每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姚察、姚最兄弟就是靠这种较充裕的收入,游历求学,购聚图书,见闻日益广博。姚察十三岁时就显露出才华,“于宣猷堂听讲论难,为儒者所称”。姚察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保持终生,即使在当了陈朝吏部尚书以后,仍大力寻求天下图书,遇到没见过的书即马上抄录下来。他聚书多达万余卷,并都阅读过,为梁、陈、隋之际公认的著名学者。隋平陈以后,隋文帝杨坚也以能得到姚察而高兴,他对臣下说:“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唯得此一人。”姚察的著作很丰富,有《汉书训纂》30卷,《说林》10卷,《西聘》、《玉玺》、《建康三钟》等记各1卷,还有《文集》20卷,并行于世。此外,还有未撰成的梁、陈二史。这样的家学传统,对姚思廉有良好影响,少年时就喜好史学,不仅聪颖,而且勤奋学习,除了读书,再没有其他嗜好,甚至从不过问家人的生计状况。